建國后，我國各地興起了一大批礦產資源性城市，有力地保障了我國工業化對礦產資源的大量需求。經過幾十年的開采，許多礦產資源性城市目前已出現了資源枯竭的現象。資源枯竭后，這些城市如何發展，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面臨的一個不可回避的亟待解決的問題。

產業結構單一 經濟效益差

礦業城市由礦產開采而興起，在產業安排上自然形成了以礦業開采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但資源后續加工卻往往跟不上。第二產業中以采掘工業、原料工業和軍事工業這樣的重工業占絕對主體，輕工業、電子等高科技產業發展滯后。目前，我國城市產業結構中，輕重工業之比平均為1：15，而礦業城市輕重工業比重為1：21.28，最高的內蒙古霍林郭勒，輕重工業比高達1：75.9；其次為甘肅玉門和黑龍江大慶，輕重工業比也分別達到1：37.27、1：35.33。我國東北和西部省份的重工業產值比重（重工業產值占重工業產值與輕工業產值之和的比例）非常高，1999年，遼寧為79.51％，吉林為76.53％，黑龍江為77.42％，青海省高達88.92％，新疆為75.43％，甘肅為83.36％，寧夏為83.97％。個舊、東川、金昌等城市也完全是以采掘和原料工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單一的城市。

礦業城市還存在第三產業不發達，比重偏低的問題(見表)。在重工業內部，礦業占有較大比重，原材料加工制造業比重較小，上下游產業比例嚴重失調，結構單一。

很明顯，這種典型的資源導向型戰略，雖然在工業化的初始階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隨著工業化的不斷推進，其局限性也越來越明顯。由于產業結構層次低，導致了經濟效益低下，資源性產業的發展往往難以帶動整個地區經濟的發展。受市場需求波動的影響，資源性產品價格波動大，產業增長不穩定，地區資源的儲量又有限，一旦消耗殆盡，將會導致資源性產業的衰退。另外，價格扭曲、政策性虧損也是影響經濟效益的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結構性因素。例如：個舊礦山地表易采礦減少，有色金屬開采難度加大，生產成本上升。以初級產品為主的冶金工業受市場的制約較大，企業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減弱，效益不佳。

社會保障工作滯后 社會就業壓力較大

產業結構單一，造成人才結構單一。由于第三產業不發達，而第二產業大多是重體力勞動，從而使男女職工比例不合理，致使男青年擇偶難，女青年就業難的問題很嚴重，社會再就業困難重重，職工得不到必要的社會保障。

這個問題，我們可用特點比較突出的個舊市加以證實。該市由于歷史的原因，財政供養人口多，僅離休干部2000年就有698人，年支出約1400萬元。因此，收支矛盾突出，可用于生產建設的資金短缺。另外，個舊企業辦社會負擔沉重。企業辦各類學校48所、醫院23所、公安機構68個，從業人員總共為4000余人，年支出8500萬元。城市嚴重依賴企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公共福利事業的欠帳愈來愈多。

礦山企業和城市管理矛盾

在大多數礦業城市里，礦山企業與城市政府是“兩張皮”，由于計劃經濟的“條塊”分割，兩者往往從各自利益出發，各自為政，缺少必要的協調和統一，在城市建設等問題上很難協調。很多礦業城市的政府在財政上嚴重依賴礦業企業，沒有礦業企業交來的地方稅，礦業城市的政府連起碼的城市基礎設施都難以維持，更談不上去開拓其他的產業來保證城市在礦產枯竭以后的繼續發展。

礦業開發時，地方政府與企業往往存在著沖突，個舊地處礦山的5個鄉鎮，礦區農民因土地急劇減少，經營困難或生活無著，進入礦區亂挖濫采，嚴重地影響了礦區的生產秩序和社會治安，工農矛盾加劇。

因此，礦業城市先天性不足(指布局)，再加上后天缺乏靈活的后續產業的支持，其衰退就成為必然的了。礦業城市衰退的問題，總的說來，是沒能處理好礦業發展和城市發展兩者的矛盾所造成的。具體來看，可以說是資源性城市的類型轉換太慢，造成城市經濟逐漸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