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職業安全健康協會發表的《安全小康社會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中披露，目前我國安全事故總體形勢嚴峻，重特大事故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高危行業及公共火災問題突出。1990年至2002年的13年中，我國各類事故年均增長率為6．28％，最高年份增長22％；國民安全事故10萬人死亡率，每年平均增長近5％；我國每天發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重大事故7～8起；每周發生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2～3起；每月發生死亡30人 以上事故1～2起；我國職業事故10萬人死亡率，是發達國家的3～5倍。我國各類事故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2000億元（約占GDP的2％），相當于每年損失兩個三峽工程，是1000多萬個職工一年的勞動價值，是一億農民一年的收入
    筆者讀著這一組數據，不寒而栗，令人觸目驚心。
    同一天的《中國青年報》另一篇《我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遠超其他產煤國家事故死亡總和》的報道中說，今年上半年全國煤礦發生事故1736起，死亡2644人。每生產百萬噸煤炭，平均就有近3名礦工遇難。美國的煤炭百萬噸死亡率僅為0．03，一年死亡僅30多人。讓筆者不解的是，在分析事故原因時，卻說“目前，我國非公有制小煤礦占全國煤礦總數的90％以上”，“井下采掘一線80％以上為農民工，違章違規操作屢禁不止，存在大量事故隱患”。這就說，我國煤礦發生的事故原因，是井下采煤的農民工造成的。
    對此，筆者不以為然。眾所周知，我國安全生工作任務艱巨、形勢嚴峻。制約我國安全生產狀況不能根本好轉的深層次原因是：“社會轉型期，結構性矛盾對安全生產的影響非常突出”。即：一是所有制結構的調整，使安全生產工作面臨新課題；二是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加大了解決高危行業安全問題的難度；三是區域經濟機構的差異，使安全生產工作更加艱巨；四是從業人員結構的變化，對安全生產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然而，竊以為，造成安全生產事故的罪魁禍首先是“官煤勾結”。
    前不久，湖南省婁底市委書記蔡力峰10余次下鄉暗訪，發現礦難頻繁的癥結在于黨政干部參股分紅、“官煤勾結”。蔡力峰在接受采訪時坦承，婁底“官煤勾結”已非常普遍，有的隱蔽很深。近年來，在婁底流傳著一個公開的秘密，“官煤勾結”不只是行賄、受賄，而是建立了同盟關系：黨政官員在各自轄區煤礦里參股分紅，充當保護傘，官員和礦主聯手牟利。由此可以看出，“官煤勾結”是煤礦頻發事故的一個重要原因。
    “官煤勾結”危害極大。既敗壞了黨風政風，又縱容了亂產濫挖。解決好煤礦安全問題，必須從查處“官煤勾結”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