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報發表了一篇關于礦難的評論文章，主要觀點是，必須有礦工的“強力介入”才能遏制礦難，作者并為此開出藥方，即把礦工們組織起來建立“跨礦”的工會，然后以工會為后盾與礦主開展斗爭。乍看起來，這個措施的確能夠起到補充政府監督的作用，但只要對中國煤礦的現狀略有所知的人，看到這個藥方時都會搖頭苦笑。這讓人很容易就能聯想到那個老鼠給貓戴鈴鐺的寓言，如果老鼠的確能夠把鈴鐺掛上貓的脖子而且貓還摘不下來，老鼠們從 此的確能夠高枕無憂了，然而，什么樣的老鼠才能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呢？
    只要仔細閱讀有關礦難的新聞報道，就不難從細節中發現如下事實：絕大部分死于礦難的礦工都是異鄉謀生的弱勢群體，比如此次山西交口礦難中遇險甚至死亡的礦工中，就有28人來自四川農村。這些礦工好不容易才通過老鄉的介紹找到一份挖煤的工作，他們在維護自身權益方面的處境與寓言中的老鼠差不多，要想把他們組織起來同礦主進行較量，實在是不合情理的浪漫想象。這個藥方除了操作性方面的荒誕之外，它還有一個致命的負面影響，就是把原本屬于政府的職責轉嫁到了礦工身上，從客觀上看，它不僅是為政府“減負”，同時也是給死亡線的礦工“加壓”。
    評論作者找不到遏制礦難的良方還情有可原，畢竟作者掌握的現實材料有限，但是根據筆者三年來的觀察，中央職能部門和地方政府在礦難面前似乎也是“藥不對癥”，這就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了。2000年頭10個月，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為4902人，2001年頭10個月，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為4547人，于是趕忙開會號召全國各地“緊急動員起來”，加大關井力度，嚴格驗收復產，決心迅速扭轉事故多發的勢頭，不少書記、縣長、區長因此被停職反省，結果怎么樣呢？到了2003年度，僅僅4月份，中國煤礦一共發生事故125起、死亡329人，到了8月份，8天之內山西就發生了三次瓦斯爆炸，死亡97人。為了扼住礦難的咽喉，到底開過多少會、發過多少文件、搞過多少檢查、撤過多少官員，誰也說不清楚，總之每次出了事故，這些“有力措施”都要來一遍，不過礦難似乎有著無窮的“生命力”，最近一段時間，山西又接連發生了三起礦難，到底死了多少人現在還統計不清楚。礦難的癥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答案似乎就在浩如煙海的紅頭文件中，但又似乎無人知道。
    有一個現象是比較奇怪的。今年4月30日，山西隰縣某煤礦發生爆炸，死亡36人，該煤礦的“二老板”李梁平就是當地鄉黨委的副書記，更大的老板則“背景不詳”。類似的蛛絲馬跡在幾乎所有的礦難中都能找到，早在2001年，新華社記者在調查山西中陽礦難時就注意到，當地老百姓風傳中陽縣主要領導在出事的后溝煤礦里都有股份，別的煤礦要不由領導或其親屬所開，要不就有領導的暗股，但在事后的追究中，這些傳聞并沒有得到追查和證實。原山西省省長多次在開會時“怒斥”礦難中“有腐敗”，但是，每次對礦難的處理都沒有針對這些難以查證的腐敗，而僅僅局限于追究領導責任。而那些被撤職的官員除了瀆職之外到底是不是清白的，還是已經喝了太多死難礦工的血，無人得知。
    中央和省級政府那么使勁也遏制不了礦難的發生，這說明了什么呢？我們只能推測，在基層地區，圍繞著煤礦這一資源，以資本與權力為紐帶的各種利益集團已經發育成型，并且具備了嚴密的“游戲規則”，足以對付各式各樣的檢查、調查甚至追查，即使是事故之后的問責風暴也只能傷其皮毛，而無法撼動其根底，至于省長的“怒斥”則頂多只會嚇出某些人的幾絲冷汗。正因如此，無論哪級政府，在面對礦難這個困局時，如果只是就煤論煤、就礦說礦、局限于安全制度的建設和執行，如果不從煤礦的企業制度上入手清查，如果不去深挖那些利益集團，如果不把邪惡的“聯姻”連根拔除，要想打開礦難的死結是極為困難的。
    所以，在筆者看來，礦難發生之后，最重要的清查工作不是趕緊關閉某一地區的所有煤礦進行檢查（這個做法本來就不科學），從而給上級和公眾一種措施得力的表象，而是要深挖當地的礦難根源：所有的煤礦都是誰開的？誰承包的？資本來自何處？政府官員有無涉及？這樣逐個地區查下去，頂風作案導致的礦難也許會得到真正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