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帽子、保飯碗、保形象：多少勞動者命懸安監人員“三保”
　　
　　今年是全國“安全生產年”，6月又是我國第八個全國安全生產月。令人痛心的是，近期一些地方接連發生較大及重大生產安全事故，給人民生命和財產造成嚴重損失。
　　
　　安全生產工作一直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然而，近年來發生的許多起安全生產事故背后的原因，絕不僅是“發展的代價”。
　　
　　責任事故中基層安監人員瀆職現象嚴重
　　
　　半月談記者近期從第四屆全國安全生產法制高層論壇上獲悉：目前我國安全責任事故的背后，基層人員的瀆職問題比較普遍。
　　
　　最高人民檢察院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宋寒松在該論壇上透露：2007年7月至2009年3月，全國檢察機關參與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調查3466件；立案查辦涉嫌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1371人，其中玩忽職守1141人；有科以下干部515人，科級干部331人，處級干部48人。
　　
　　一系列數字背后是令人心痛的事實：每起安全生產事故中，都導致了一條條鮮活的生命逝去、一個個家庭陷入悲痛甚至生存危機。然而，人們在心痛之中更需要警惕和思考的，是大量基層安監人員嚴重的瀆職行為——這仿佛一個不知何時會爆炸的炸彈，隨時威脅著勞動者的生命安全。
　　
　　宋寒松分析，重大責任事故瀆職人員多集中在基層：科級以下基層行政執法和監管部門占立案數的37.56%，這說明一些直接負責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執法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后果。“幾乎每起重大責任事故背后都存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瀆職問題，涉及了行政管理、行業管理、生產安全執法和監管的主要環節。其中基層政府和煤炭生產主管部門人員占31.58%，安全生產和煤礦安全監察部門人員占25.31%。”
　　
　　相關人員對不安全生產的縱容甚至參與，是重大安全生產事故多發的主要原因。“調查中我們發現，相關職能部門的部分執法人員甚至與不法業主沆瀣一氣，大搞權錢交易，成了非法開采、生產的保護傘。”宋寒松說。
　　
　　基層安監人員“要命”的三類意識：保帽子、保飯碗、保形象
　　
　　思想認識，這個看似抽象的概念，卻對安全生產一直產生著重大影響。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基層安監部門有三類意識限制了其監督作用的發揮：
　　
　　一是“保帽子”意識。安監部門領導任免權在同級政府，處理安全生產違法事宜時不得不看政府領導臉色行事，該嚴的嚴不起來，該落實的落實不下去，遇到碰硬的事往往繞開法律規定處理。
　　
　　二是“保飯碗”意識。因行政經費、人員工資等都由同級財政負擔，有些地方的預算隨意性很大，有時就靠領導一句話。因涉及每個安監人員的切身利益，基層安監部門的負責人在行政執法時有所顧忌。
　　
　　三是“保形象”意識。現在各部門都要進行民主考核評比，而執法部門難免得罪一些服務對象，執法越嚴格得罪的人越多，年終考核也就容易受到影響。如果列為末位，領導班子會被紀檢監察、組織等部門誡勉談話，主要領導會被就地免職。
　　
　　作為基層的安全生產監管人員，陜西省漢中市安監局綜合科干部夏鈞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當前在地方政府領導存在一些認識誤區：急于出政績，對企業進行無原則“保護”，包容和諒解其安全生產違法行為。比如提出“先發展后規范”的企業發展政策，盲目攀比企業發展數量和規模，一些小規模企業無法完成技術改造，安全生產基本條件差，卻仍然急于投入生產，為事故埋下隱患。比如明確提出只要“不出大的事故，不影響大的問題”，相關執法部門必須要為企業的發展“ 保駕護航”，一些地方甚至超出法律原則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對基層執法工作加以限制和約束。
　　
　　夏鈞以某縣水泥廠為例。這個原本的“包袱”企業改制后被外地客商整體收購。該縣政府領導高度重視，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協調機構對其“重點保護”，甚至技改時要所有部門都想方設法“開綠燈”。結果，該企業技改項目不經任何部門批準就投入建設，施工過程中多次發生安全事故，多次造成人員死亡。當地安監部門介入調查處理過程時，縣政府領導多次直接或通過多種渠道進行干預、說情，阻撓執法。
　　
　　“三少”令安監瀆職有恃無恐
　　
　　一個亟待引起重視的現象是，目前安監瀆職行為絕大多數得以逍遙法外。有關人士指出，現有體制安排導致檢察機關對責任事故中瀆職犯罪現象查處難，對安監人員以瀆職行為與撈取政績官員的“二人轉”行為未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懾。
　　
　　廣東省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曾專門就責任事故背后瀆職犯罪的情況進行調研，發現當前對此類案件的查處、判決存在“三少”的特點：一是檢察機關對事故介入調查總量少。2005年至2008年初全省檢察機關介入調查的事故145起，僅占全省事故總數的0.07%。二是檢察機關在查處此類犯罪刑事追究少，不起訴率達到45%。三是判處實刑少。
　　
　　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劉莉芬分析，當前對安全事故的瀆職行為查處力度不夠，原因是事故調查組把工作重點放在了查明事故原因、應對新聞媒體、做好死傷者的善后安撫等；事故發生后，先到場的往往是公安、安監等部門，檢察機關介入的滯后性影響了對瀆職行為的查處；“案件移送制度”在各行政部門難以落實，與檢察機關聯系減少，信息通報渠道不暢。
　　
　　廣東省檢察院反瀆局指出，一些一線辦案同志反映，行政執法領域機構眾多、職能交叉現象突出，要厘清責任很不容易。而一些行政監管部門對事故安全隱患往往是罰款了事，這種“罰款經濟”獲得的是部門集體利益，當個別人要為此承擔刑事責任時，利益部門必然進行干涉，檢察機關因此可能面對來自幾個行政職能部門的共同抵觸。此外，一些監管部門采用貌似合法的形式，將監管權力層層下放，有的甚至下放直到街道、村委會。而這些基層組織受到執法能力、執法條件以及人員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往往使監管責任得不到有效落實。如村委會中的監管人員，不能行使相應的權力，但承擔了監管失職的風險。由于村委會不屬于國家行政機關，檢察機關也難以介入。
　　
　　編后：一些政府部門盲目追求經濟發展速度忽視安全生產；一些基層安監部門為了“保帽子”、“保飯碗”看地方領導臉色行事；而檢察機關在調查責任事故背后的瀆職犯罪行為時常常“力不從心”。在這種監管“怪圈”作用下，安全生產監管漸成虛設：不出事則可“出政績”，出事則打出“高調善后”這張牌轉移人們對安監責任的注意。此怪圈不除，安全生產將何處求？

  來源：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