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凌晨，黑龍江龍煤集團新興煤礦發生礦難。至昨日，事故遇難人數已達92人，另有16人被困井下。事故原因初步確認為瓦斯突出事故。這起災難距離上一次大規模礦難時日已久，讓公眾近乎脫敏的神經重又緊繃。而此際正是天寒地凍，各地取暖能源趨緊，近百名礦工長眠于地層深處，消融于血煤之中。這種人道的檢視令社會公眾感受良知的撕扯。
　　
　　礦難之于中國，早非新鮮話題。這更加證實了一種時代的殘忍，如何將生命的毀滅視若無睹，進而構成了一種事實上的選擇性失明。許多人把礦難當成一種生命的慨嘆，慶幸余生之有福；另一些人則把礦難當成道德課堂，譴責礦主無良與唯利是圖。然而，礦難是嚴重的安全生產事故，涉及到公民的傷亡，首先便凸現出政府安全監管責任的缺失。因此，礦難的命門并不在人道主義或道德譴責，而在于政府公共責任的失落。
　　
　　有人說，是礦主制造了隱患，而官員制造了礦難。這是對政府責任的高調苛求么？顯然不是。任何產業，若喪失政府監管，則人的處境必定困苦。無論是作為生產者的勞工，還是作為消費者的公眾，都將因為失去政府公共責任的庇護而變得窘迫，甚至失去生命。政府制定安全法規和環保標準等，督促和保護勞工的生命安全和勞動權益，進而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和安全，這都是天經地義的事。一個礦工，在他工作的礦井里因事故而失去生命，首當其沖的，當然是政府安全監管責任的失敗。
　　
　　事實上，如果以生命存在劃一條界限，則所有礦難的事后處置，都只有人道補救的意義，而失去了最重要的內涵——— 保全和提升生命的質量。這使政府對類似煤礦產業的安全監管，必須將最重要和充分的工作做在事故之前，而不是在災難發生之后。不得不承認，沒有一個礦主存在主觀上的故意，硬要工人去送死，這是一種經濟理性的必然前提。政府的安監責任和礦主在經濟利益驅動下的僥幸心理之間，構成了一種以勞工生命為代價的拉鋸，而礦工并不能左右這些決定他們生命的外在力量。這正是礦難背后的權利困境。
　　
　　在許多遏制礦難非常成功的國家，工人因為工會權利的保證，從而參與到了攸關其自身性命的生產安全巡視中來。在南非，就推行了強大的礦工工會及巡視員制度，使礦工參與到礦業管理中來，因為沒有其他人比他們自己更重視煤礦安全。在中國，采礦業的安全保證，在技術上并不是難題，它唯一的難題是如何引入有效的監管。礦工雖有參與安全監管的足夠動力，卻沒有這種權力；官員有安全監管的足夠權力，卻沒有動力落實監管，甚至借此尋租，陷勞工于不義。至于礦主，又要馬兒跑得快(多出煤)，又要馬兒不吃草(節省安全成本)，收買官員成為創收的重要途徑。喪失權利的礦工正是用他們的生命在陪礦主和官員玩這個游戲。
　　
　　今年以來，曾經礦難頻仍的山西省下令在煤礦領域掀起了國進民退的運動，意欲借此減少礦難的發生。理論上來說，采礦企業規模越大，對安全生產的投入越高，礦工的生命安全越有保證。但事實上，企業的所有制形式并不是決定礦工生命安全的真正所在。因為無論是在國企還是私企，礦工并沒有從死亡游戲的規則中擺脫出來，進而掌握他們自己的命運。近年來，若干起特大礦難都發生在國有煤礦，甚至是大型煤礦，足以顯示企業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并不能揭示礦難背后的真正邏輯。
　　
　　輿論早已揭示要治礦難先治官，所指正是官員權力腐敗帶來的煤礦安全監管失效。還有更深層的意思，就是要治礦難必先向礦工賦權。作為公民的礦工，他首先要有一種能力，直接或間接的能力，可以把政府安監官員請到礦井現場來，隨時監管他勞動場所的安全，而不是在他長眠于地下之后；其次，作為企業工人的礦工，他要有能力可以把企業主隨時請到桌面上來，要求立即改善糟糕的礦井安全設施，從而保證他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忍受“你不干就走人”的脅迫。但迄今為止這些權利都只是想象。在另一些場合，或許這只是些虛擬的權利，可在那些幽深的礦井里，我們都已經看到，這些權利的缺失吞噬了他們整個的人生。

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