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井口噴出的白色煙霧和水汽，黑龍江鶴崗市新興煤礦的礦難也許可以算是讓·鮑德里亞所說的“完美的罪行”：沒有表象、沒有動機和罪犯，甚至遇難者也被埋沒在厚厚的土層底下，一切似乎都可以歸結于命運無常。
　　
　　如果礦難的直接原因(“該事故主要是由于113隊施工作業面距離地面約500米深的探煤道發生煤與瓦斯突出，引起瓦斯爆炸，波及井下作業采掘工作面 28個”)只不過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那么采煤就變成了一種徹頭徹尾的冒險。這當然不是自然因素，可是為什么卻表現得像自然因素那樣無法控制？在這里，人的生死維系于一線之間，這是一群“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人”，然而，他們的恐懼卻被集體冒險的機器理性所掩蓋了。在冷冰冰的數字化結論面前，人和機器仿佛是一體的——在報紙的頭版，我們看到的往往是觸目驚心的幾個數字：“本報截稿時死亡人數已達106人”；或者這樣的數字：“最高可一次性獲賠33.26萬元”。
　　
　　抽象的數字掩蓋了真實的肉體和心靈的疼痛。數字化生存與死亡不僅是虛擬網絡的宿命，更成為集體話語的構成要素。用數字來標榜客觀化的同時，能夠有效地控制其中的情感因素，將一次次災難弱化為硬件設備模棱兩可的疏忽：什么“事發礦安全責任不落實，隱患排查不認真、不徹底”等等，冒似猛烈的批評，其實全是套話！
　　
　　在中國一些地方，可以負責任地說一句這樣的話：“礦工的生命賤如草。”賈樟柯的作品《站臺》中有一個橋段——礦工拿著“如有意外，礦廠概不負責”的生死合同默默離去，場景讓人心碎。可是礦工們仍要冒這個險，既沒有面臨死亡威脅的惶恐，也沒有獲得一份工作的欣喜。這位礦工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寄托在對未來不切實際的想像上。好一些的情況是賠償，而賠償則意味著用生命來換取家庭其他成員的幸福，意味著同樣冷冰冰的數字：“第一套賠償方案：喪葬補助金為6個月的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鶴崗市為1900元，因此這項金額為1.14萬元。另外，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為48個月的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為9.12 萬元。除此之外，供養遺屬撫恤金為配偶每月708元，其他遺屬為每人每月531元。孤寡老人和孤兒，每人每月還將增加10%；第二套方案為一次性賠償，包括一次性遺屬賠償金20萬元，一次性工亡補助金10.26萬元。”
　　
　　誰將為這些死者負責？是企業領導人，還是中國漏洞百出的煤礦制度？國家領導人一次次的現場指揮卻沒有讓礦難停下腳步，似乎風平浪靜的2009年也已曝光過4次大型礦難，其他3次為：山西屯蘭礦難、重慶同華礦難、河南新華礦難。
　　
　　一次次的礦難，在挑動我們的神經，也在讓我們麻木。傳統的經驗已經死亡，礦難帶給我們的是完全不同于波德萊爾所感受到的“震驚體驗”。在大大小小無數起的礦難過后，“高高興興上班，平平安安回家”這條過時的生產標語會不會成為一代礦工奢侈的夢？人的生命不僅僅是數字，也不是金錢可以救贖的，霍克海默振聾發聵的呼聲言猶在耳：“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責任有深刻的洞察。”
　　
　　救救礦工！(作者系媒體人士)

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