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和學者們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后,國內可望加大全民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建設,同時創設一系列市場機制,把市場引導和宏觀調控相結合,實現經濟結構的高效率調整。
聚焦 1 保障制度:結構調整的社會基礎
“優化經濟結構,必須通過相應的制度建立和健全去完成。從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看,中央已經表達了進行制度改革的愿望和決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所長李向陽表示。
李向陽說,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消費被再次強調。如果要降低投資對G D P的拉動,轉而以消費帶動整體的經濟結構轉型,就涉及到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問題,F階段生產要素價格很不合理,造成了居民收入占G D P比重連年下滑的局面。而事實上,國家對此進行了大量的補貼,但受益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企業。這樣就造成居民消費能力低下,無法形成長久有效的消費。
數據顯示,當前我國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現“三低現象”:一是勞動者收入在G N I(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勞動者報酬增長持續慢于經濟增長,其占G D P比重不斷下降;三是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的比重低。從1998年到2005年,我國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
專家和學者表示,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就是要建立健全合理的生產要素價格制度,不能使國家繼續為企業“埋單”;其次,要在保證民生的前提下,建立市場化的勞動和收入制度,以促進居民的收入不斷增加;最后還應從根本上確立更為合理的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制度,以促進消費的持久和健康,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順利、平穩、高效、優質地進行。
經濟學家華生也表示,從制度安排入手優化經濟結構,首先是大結構,也就是要調整投資、消費、出口三者的比例。他說,在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當中提高消費的比重,這是最重要的!耙{這個結構,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了很多措施,包括增加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加快城鎮化步伐等。”華生說。
統計數據顯示,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表現出非一致性。就業與經濟增長不同步體現為,就業增長率明顯低于G D P增長率;就業彈性系數逐年下降。就業彈性由“九五”期間的0 .14下降到“十五”期間的0.12,2008年為0.08,即G D 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僅能帶動80萬人就業。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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