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山西做“大煤炭經濟”的決心是空前的。這既有前半年成為全國唯一的GDP負增長為證，亦有轟轟烈烈由政府主導的煤炭兼并重組計劃為證。對于山西為告別“紅（血）與黑（污染）”的煤炭經濟而痛下決心付出GDP負增長的代價，各界頗多嘉許，實施三晉大地民眾的最大福音；而對于以煤炭重組的名義，通過政府行政命令，讓國企硬性接盤“煤老板”，質疑者顯然不少。

從山西省目前披露的重組的制度設計看，此次煤炭經濟大變臉，基本上等于封死了“煤老板”生存的基本空間，消滅“煤老板”不是這次煤炭經濟轉型的直接目的，但要實現煤炭經濟轉型，山西的基本路徑選舉就是消滅“煤老板”。首先，從數量上進行消滅。全省的礦井數量將會減少一大半，由目前的2600多口，減少到1000口左右，而煤礦企業的數量，則會從目前的2200多家，壓縮到100家左右。這個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從產能上進行消滅。把煤炭企業的年產能規定為300萬噸以上，把每一口礦井產能規定在90萬噸以上，這比全國有些煤炭大省的標準提高了好幾倍，而山西80%以上的“煤老板”擁有的煤礦的產能低于上述標準；第三，從時間上來消滅。山西省政府對于此次重組硬性規定了一個時間上限，就是必須在9月份之前肯定要全部完成。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煤老板”要進行騰挪，進行應對的一些后路基本上也被堵死了；第四，重組的主體確立為山西的五大國有煤炭企業。不僅民間資本實際上根本沒有參與的機會，就是省外的其他地方的國企，亦沒有染指的可能，山西煤炭重組本質上是一個山西省自娛自樂的游戲。

就以上的四個特點而論，山西在在做大做強煤炭經濟的同時，基本意味著風光一時的“煤老板”作為一個副產品，在本次重組之后，將逐步地退出歷史舞臺。對于“煤老板”這個轉型中國出現的畸形怪胎的退出，筆者毫無憐憫之心，并且認為是大快人心之舉。這和“煤老板”奢華的生活方式無關，而是“煤老板”治下的山西煤炭經濟基本和血腥、浪費、低效、不安全為伍。在世界產煤大國里，中國是唯一把煤礦賣給個體進行經營的最浪費的國度。“煤老板”不僅造成了對資源的枯竭式的開采，更是使得中國煤炭行業的產業集中度在產煤大國里最低，并且成為最不安全的行業之一，每百噸煤的死亡率高于美國上萬倍。在國際上，中國作為煤炭生產大國，但整個煤炭產業的效益、安全、生產率等指標遠遠落后于美國、澳大利亞等國，這和以“煤老板”為代表的個體經濟模式顯然有很大的關系。

從任何一個層面而言，“煤老板”作為一個歷史范疇，的確不該出現在中國經濟的歷史舞臺上。但山西目前解決“煤老板”的退出的路徑，顯然引發了比“煤老板”本身的存在更大的憂慮：一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勒令”合法途徑獲得產權的煤老板限期交出產權，這種模式一旦成為未來政府對以前的制度錯誤進行糾偏的通行方式，則意味著改革30年來好不容易培育的一點依法行政和尊重私人產權的基本理念將蕩然無存。無論煤老板多么可惡，其獲取煤礦產權的合法性卻不容置疑；二是讓清一色的山西的國有煤炭企業接盤，這種關門來搞改革的做法不僅違背了競爭原則，更違背了多年來中國改革國資最終從競爭領域退出的重要共識。政策制定者以國有煤炭企業可以提高煤炭行業的安全為這種制度辯護，但要是考證現實，卻發現，山西近年發生的重大事故，恰恰多數為大型國企所為。

我們不否認“煤老板”的出現是錯誤制度的結果，但以侵犯基本產權和行政命令的野蠻方式進行制度糾偏，很顯然是用一個錯誤糾正另一個錯誤，制度的錯誤不能以更錯誤的制度來糾正。而國企天然的官、商一體的壟斷身份無法不讓民眾對未來煤炭價格和行業安全抱有很大的信心。很顯然，山西正在進行的這種“重組”，并沒有為自己贏得制度“正當性”的聲譽。

“煤老板”應該退出歷史舞臺，成為一個時代畸形的背影；山西應該提高煤炭產業的集中度，等等。的確，這些努力的方向都沒有錯，山西不僅應該為之，而且應該盡快、果斷為之。但解決歷史錯誤的前提應該是在尊重產權和市場規律的基礎上，一方面按照市場定價補償煤老板的退出損失，并且給煤老板轉型給更多的選擇，另一方面，山西真正要做大做強煤炭經濟，形成“大煤炭經濟”的格局，恐怕不能靠關起門來，完全靠山西自己的國有資本來重組。但錯在這種改革一開始就沒有尊重業已形成的產權的現狀，更沒有以開放和長遠的姿態進行重組。其實，山西這種“肉爛在鍋里”搞重組的想法不過是地方利益保護的本能反應，而真正要增強中國煤炭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恐怕要以更開放的心態，全國一盤棋的來搞兼并重組，特別是允許更多的民間資本進入，組建大的企業集團為主要路徑。按照目前的路徑，則煤老板退出了，國企不過是另一個換了馬甲的煤老板而已。

來源：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