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量在控制產能過剩的呼聲中“節節高”，這是中國鋼鐵業近10年來發展的一個奇特現象。譬如，為總量控制，鋼鐵工業“十五”規劃將2005年粗鋼表觀消費定為1.4億噸，但在2004年實際就達到了3億噸。

　　為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我國2009年年初出臺《鋼鐵產業調整與振興規劃》。規劃首先明確：我國鋼鐵生產總量要恢復到合理水平，2009年目標定為4.6億噸，2011年則為5億噸。但這一預測與實際運行情況相距甚遠，2009年我國粗鋼消費即已達到5.7億噸，2010年粗鋼產量達到6.27億噸。

　　出現這樣的現象并不奇怪，因為政府總是試圖以政策來代替市場機制，以政府部門對市場的判斷和預測作為依據來進行總量控制，但政府部門卻往往并不能對未來市場作出準確的預測和判斷。上世紀90年代以來，諸多有關鋼鐵產業政策文件中的各種預測即為明證。

　　政府為何屢屢失策？這并不難理解，因為政府不可能具有比企業家更為敏銳的發現市場競爭中潛在機會的能力，也不可能比經濟個體更能對市場做出靈活反應。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產能過剩、淘汰落后以及兼并重組”等難題何以困擾我國鋼鐵業多年。政府過多地依賴行政手段，卻忽略了市場在協調供需平衡上遠比行政控制更具有效率。

　　譬如，通過提高產業集中度提高產業效率一直是鋼鐵業的重要調控目標之一，但政府往往是通過市場準入、投資項目審批和選擇性培育特定企業，來提高市場集中度和培育大規模企業，以優化產業組織結構。而這樣的政策似乎是只看結果不要過程。

　　實際上，產業集中度往往是產業競爭的一個附加效果，本身并無太多意義。競爭性集中之所以有效率，完全是因為競爭性過程中的選擇性作用，市場份額總傾向于從缺乏效率的企業轉移到更具效率的企業，企業競爭的過程必然產生集中趨勢。但脫離這一過程，單純強調集中度的效率就變得毫無意義。因此，政府試圖以提高集中度和培育大企業的產業組織形態來提高市場效率，完全是舍本逐末的行為，從而造成市場效率的喪失。因為那些被選擇的市場主體，在政策的蔭庇下，往往會喪失提高市場競爭能力的動力。

　　再如，我國鋼鐵工業兼并重組喊了多年，但效率極其低下，個中原因與政府采取的“扶大限小”政策傾向也脫不了干系。在這一政策導向下，地方政府為避免本地企業被政策邊緣化，也為了獲得更多的政策扶植，地方政府傾向于將本地鋼鐵企業拼湊在一起，譬如河北鋼鐵集團、山東鋼鐵集團的組建實質上就是出于這樣一種目的。這種兼并有異于高效率企業對低效率企業的兼并整合，往往是幾家效率不高的企業在形式上的組合，這種整合除了可能獲得地區壟斷能力提升外，核心能力的提高則很有限。

　　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一家大型鋼企的負責人曾無奈地說，“如果市場充分競爭，我們完全可以僅僅通過降價就能夠擠垮那些小鋼廠了。”這番話對于解決當前鋼鐵業的困局或許有些借鑒意義。

來源：證券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