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資源稟賦特點，決定了我們必須通過發展煤化工，替代部分石油和天然氣，以確保國家能源戰略安全和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但發展煤化工面臨水資源缺乏、裝置綜合能耗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等制約。只有通過多聯產技術，才能破解這些難題。”這是在陜西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省人大代表、渭化集團董事長錢嘉斌提交議案的中心內容。

　　錢嘉斌指出，雖然不同機構對石油資源枯竭期的預測不盡相同，但2050年前后世界石油將達到峰值產量已經形成共識。即便算上頁巖油、頁巖氣、煤層氣等非常規油氣資源，80年后，全球石油資源也將枯竭。從技術經濟性看，煤炭是最現實可行的石油替代能源。尤其煤化工技術的突破和規模的擴張，為后石油經濟時代的能源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證。然而，發展煤化工又面臨三大問題。

　　首先是水資源短缺。我國水資源分布不均衡，煤炭等化石類資源與水資源呈逆向分布。而煤化工又是耗水大戶，每生產1噸煤化工產品，往往要消耗10噸以上水。西部富煤省份正遭遇水資源短缺的巨大壓力。

　　其次是能耗高。與石油、天然氣化工相比，煤化工項目工藝路線長、設備多、投資大、投入產出比高，且需建設龐大的公用工程，導致煤化工裝置綜合能耗居高不下，比油氣化工高30%以上。

　　再次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煤化工的核心就是生產合成氣(CO+H2)或者氫氣。由于煤炭分子中氫少碳多，要想經濟地獲得氫氣，只有通過一氧化碳變換等方法實現。這個過程會產生大量二氧化碳。

　　錢嘉斌分析認為，前兩個問題相對容易解決。比如水資源短缺問題，可以通過水權置換、南水北調、蓄水補水工程，或者采用先進空冷、凝結水回收、廢水處理與中水回用等技術加以緩解；能耗高的問題，也可通過調整和優化產品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實施能效審查等辦法加以遏制。唯獨排碳問題，不僅難以解決，而且刻不容緩。

　　說其難解決，是因為二氧化碳的捕集與利用不僅成本高，而且一些關鍵技術尚未突破。目前被廣泛使用的深埋和注井采油技術，前者存在著很大風險，后者二氧化碳并未轉化成其他產品，算不上真正意義的資源化利用。至于二氧化碳生產碳酸二甲酯、降解塑料、氣肥、碳酸飲料等，由于規模小，對二氧化碳的消耗十分有限。

　　說其刻不容緩，是因為從今年1月1日起，歐盟航空碳稅法案開始實施。表面上看，這一法案似乎與煤化工沒有瓜葛，事實則不然。因為歐盟航空碳稅法案的實施，等于顛覆了《京都議定書》的原則與柜架，要求發展中國家履行與發達國家相同的排碳義務。假如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都效仿歐盟的做法，甚至擴大到地面交通、海上交通及其他更廣泛領域，那么，《京都議定書》確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將不復存在，我國碳減排壓力將陡然增大。

　　為大幅削減二氧化碳，我國政府將嚴格控制火電、鋼鐵、焦炭、水泥、建材以及煤化工等高耗能、高排碳行業的規模和速度。與電力、鋼鐵等行業相比，目前煤化工在國民經濟中的貢獻、地位和作用要小得多。一旦遭遇政策打壓，煤化工產業無疑會首當其沖。從這個層面講，排碳問題已經不是普通的環保問題，而是決定中國煤化工產業成與敗、生與死的關鍵。“擺脫困局的唯一辦法，就是多聯產。”錢嘉斌說。

　　其理由有三點：第一，多聯產能延長產業鏈，增加附加值，降低單位產值能耗；第二，多聯產能通過水、熱、氣、電、功的梯級利用或重復利用，大幅降低裝置綜合能耗和水耗；第三，多聯產可以借助不同技術與工藝路線的耦合，實現優勢互補，減少排放，提高資源利用率。

　　比如，通過IGCC多聯產技術，實現煤基發電與煤化工聯產，裝置能源利用效率可較單一發電或煤化工提高30%~50%；將焦炭—冶金—化工裝置集約耦合，不僅能實現余熱余壓的全部回收利用，還能使煉焦過程副產的焦爐煤氣生成合成氨、甲醇等化工產品。并將苯、萘等副產品通過深加工生產高附加值精細化工產品，消滅排碳問題。

　　又比如，醇、堿、氨聯合工藝，可利用氨合成過程中的一氧化碳生產甲醇，富余的二氧化碳生產純堿，甲醇合成后富余的氫氣生產合成氨。通過這樣的上下游聯供，可大幅減少二化碳排放。以一個30萬噸煤制甲醇、30萬噸煤制合成氨和30萬噸純堿為例，采用上述多聯產工藝后，年減排二氧化碳達70余萬噸。

　　再比如，一期總投資232.5億元的延長—中煤靖邊煤氣油綜合利用項目，由于將煤化工、天然氣化工和石油化工對接耦合，實現了碳氫互補與平衡，每年可減排二氧化碳439萬噸。在不增加任何原料投入的情況下，新增產甲醇15萬~27萬噸，節約標煤41.9萬噸，節約新鮮水1000余萬立方米，資源利用率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來源：中化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