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6時許，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吉盛煤礦一井發生一起瓦斯事故。事故礦井當班作業116人，安全升井95人，21人被困，其中4人死亡。

　　事發后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省長王儒林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搶救被困人員，加強科學調度，嚴防發生次生事故。立即在全省開展安全生產大檢查，確保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吉林省副省長王祖繼率有關部門負責人已趕赴現場。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緊張進行中。

　　據了解，該礦為鄉鎮煤礦，六證齊全。

　　誰來為礦工買保險？

　　近些年來，我國的煤炭市場一直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可是煤炭的生產安全形勢卻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改善。在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中，我國每生產百萬噸煤炭死亡率為4.99，同樣情況，印度為0.5，而美國僅為0.04。在國家安全生產監管總局的統計資料中顯示，2004年我國煤礦事故死亡6027人，而當年我國煤炭產量達到世界總產量的35%，可是礦難死亡人數卻占世界死亡人數的80%。2005年我國生產百萬噸煤炭死亡率為3.07，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倍。為了防止礦難頻頻發生，國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加強對煤礦的監管，如在2006年將原屬于各省的煤炭管理局升格為部級單位，由國務院實行垂直管理；與此同時，國家和各產煤省份還分別制定出臺了多項整頓煤礦的措施、條例等。但是，從當前重大惡性礦難仍頻頻發生的現實來看，收效并不大。

　　客觀的講，采煤是一個高危險行業，稍微一點麻痹或者松懈就可能導致嚴重的安全事故，任何國家都無法絕對避免礦難的發生。而在我國，礦難的發生原因更是復雜多樣，既有機械化程度低、安全技術與裝備水平不高、從業人員安全素質低、地質環境惡劣等因素，也有違法開采、違章操作、監管不力等問題，但最根本的還是由于當事人瘋狂追求利益的結果。一般地，所有的礦難都有三個當事人：礦主、礦工和監管者。可以說，在礦難發生之前，礦主和礦工是通過自由契約結合在一起的，而二者形成契約關系的原因在于對各自利益的追求，從這個角度看，必須首先把礦難的當事人看成理性的“經濟人”，這就意味著所有的當事人都希望以盡可能少的成本獲取盡可能多的收益。因此，本文擬從經濟學的角度對礦難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對礦主來說，他們追求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的利益是理性的。而礦主為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往往減少對安全設備的投資、放棄對礦工的技能及安全培訓就成為必然，不少礦井的礦工既缺少必要的安全技能知識，又不得不在設備極其簡陋的井下作業。另外，近年來煤炭市場供求失衡，使煤炭價格居高不下，利潤也不斷提高，例如一個年產30萬噸的煤窯，在2004年的純收入可以達到5000萬元，日均十幾萬元，一個小煤窯一年內就可以造就一個千萬富翁。因而，企業超產沖動強烈，煤礦普遍超能力、高負荷生產，特別是群發性非法開采、違法違規生產現象嚴重，惡化了煤礦的安全環境。從主觀上講，所有的礦主并不希望礦工死亡，甚至很害怕礦工死亡，惡性的礦難意味著他們將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甚至要面臨法律的制裁。然而，現實的暴利和潛在的風險的對比常常會使礦主鋌而走險。另外一方面由于工人想賺到更多的錢，有些時候盡管工人已發現一些事故的隱患，但多數還是冒險下井或被逼下井，最終導致災難的發生。必須指出的是，由于礦工，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生活一般處于貧困狀態，甚至“不下井就餓死”，對于他們來說，只要能獲得報酬，他們就下井采煤，因此，他們在高風險下追逐利益的行為，實際是由于生活所迫而做出的無奈的選擇，這也顯示出我國農民工令人堪憂的生活和工作境況。

　　正是由于礦主對個人利益的瘋狂追逐與監管部門的失效，才會造成我國頻頻發生的礦難。究其根本，既不是我們技術不先進，也不是相關制度缺乏，而是礦主、地方政府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對礦工生命的漠視。當礦難發生后，常常是以“礦主賺錢、礦工受難、政府買單”收場，最終承擔損失的是國家和社會。如何扭轉這種不利局面？筆者認為，要預防礦難發生，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第一，應該大幅度提高對遇難礦工的賠償金額及對礦主的處罰力度，影響礦主的成本收益比，使其在違規時得不償失。然而當前我國對遇難礦工的賠償制度卻會助長礦主的機會主義傾向。目前，對遇難礦工的賠償提高到一般是每人20萬元。對于很多煤礦而言，停產一天的損失遠高于這個數目，對違規礦主的罰款金額也只有數十萬元，而且礦難會否發生，發生后能否被發現，被發現了是否被處罰都很難說，再加上煤炭市場行情不斷上漲，這些都足以讓礦主心存僥幸而冒險。因此，必須建立一套科學嚴謹、行之有效的礦難處罰機制。第二，應對煤炭行業市場實施準入制度。在管理上應強制要求煤礦達到一定安全投入、安全標準才能生產，并且事先要交納高額的事故處理保證金。同時，還應強化開采前“準入門檻”的把關與開采中安全生產的監控。第三，還應保證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所有大礦難的背后，幾乎無一例外的存在著官員的違法犯罪。因此，對監管官員也進行監督是必要的。

　　另外，政府還應該大力宣傳安全法律，增強礦工的安全意識，使其學會用法律保護自己。同時還要礦主為礦工辦理雇主責任險。雇主責任險是以被保險人的雇員在受雇過程中遭受意外而致受傷、死亡或患職業性疾病，被保險人根據法律或雇用合同所應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責任保險。

　　因為從保險意識上說，煤礦一般都設在一些相對落后的邊遠地區，來礦上打工的相對來說文化程度較低，他們甚至連什么是保險都說不清，更別談為自己買份保險來保障自己了。而大多數礦主眼睛里看到的只是利益，不會去花這個錢甚至可以說不敢去花這個錢，很多礦主認為只要為工人上了工傷保險就沒事了。工傷保險無疑成了阻礙雇主責任險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還有從保險公司看，由于雇主責任險保費較低，而出事率卻極高，相對于其他保險產品，可以得到的利益就少了。所以很多保險公司也不愿在雇主責任險上下工夫。再則保險公司在提供保險產品時，產品單一，并沒有有效區分不同的風險種類，不能滿足不同煤礦不同地質結構的要求，不能滿足不同規模、不同安全條件的煤礦企業的要求，也不能滿足不同群體的不同保障需求的要求。其結果是產品供應和市場需求難以吻合，市場需求得不到滿足。從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各部門之間往往缺乏有效的聯系，對保險業監管不力，對其發展難以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責任事故發生后自然成了主要的事故承擔者，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社會管理風險難以有效轉移。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雇主責任險也難以發展。

　　雖然發展煤礦雇主責任險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但是由于煤礦雇主責任險的經營仍需要以市場機制和商業化運行為主。如果單純依靠政府，責任事故發生后的財政壓力仍然很重，政府會面臨較大的風險，目前存在的“業主發財，政府發喪”的局面仍無法改變，政府的社會管理風險難以有效轉移。因此，煤礦雇主責任險不能純粹運用社會保險的方式經營，而只能根據其強制性商業保險的性質來選擇其經營模式。運用市場機制來發展煤礦雇主責任保險是保險業市場化取向改革的要求。通過市場機制，可以適應煤礦企業保險市場分化和保險需求多樣化的要求，使保險產品更加貼近市場，更加人性化，保險服務更有針對性。通過市場機制，可以充分發揮保險的作用。應利用費率杠桿，激勵煤礦企業做好安全生產工作；利用保險的防災防損功能，有重點、有針對性地強化企業的安全監督檢查，消除安全隱患；利用保險的風險管控專業優勢，吸納相關部分的人才優勢，通過風險監測，事故調查等，發現問題，堵塞漏洞，提供風險顧問型的服務；利用市場規律和商業手段，探索保險與安全生產的結合點，促進保險在安全生產方面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要想利用市場和政府的“多輪驅動”來推動煤礦雇主責任險發展，關鍵的還是要掌握相關各部門之間的協調工作，尋找結合點，通過體制創新，構造相應的機制，充分發揮市場與政府的各自優勢，形成合力。尋找結合點，應考慮以下因素：一是要有利于地方政府在負責煤礦安全生產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有利于妥善處理事故，減輕政府壓力；有利于地方政府對煤炭安全生產的管理，充分發揮保險業經濟補償、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功能，利用保險服務于地方經濟建設。二是要能夠調動煤炭管理局等相關部門的積極性，加強《煤炭法》等法規中的關于建立井下職工意外傷害保險制度的執行力度。三是要有利于煤礦企業的安全生產事故的預防工作。使保險融入企業的管理活動之中，不僅發揮事后有補償，還可發揮事前預防作用。真正為煤礦經營者分擔風險。四是要有利于促進煤礦雇主責任險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以適應市場的變化，滿足市場的需求。

　　借鑒山西省煤礦雇主責任險的開展情況，筆者認為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兩種方案：一是由煤炭管理或安全生產部門組成專門的保險代理公司，利用其行業優勢，為商業保險公司進行代理。其優點是簡便、易于操作；不足是無法真正有效地調動公司進行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的積極性，同時容易導致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目前經營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仍難徹底解決；二是設立專門的煤炭行業政策性保險公司。其優點是可以對全省煤礦企業的保險進行統籌規劃，以一種全新的機制實現市場功能和政府作用的結合，有利于政府對保險的利用，有利于地方經濟的發展，并探索出一條推動責任險發展的新路。

　　發展雇主責任險不但可以緩解政府財政壓力，還可以把原先很大一部分靠政府分擔的責任通過商業保險轉嫁給保險公司，這不僅保障了工人的工作安全與生活的安定，更能保證企業全力投入到生產建設領域，也為礦主解除了發生礦難后的處理問題，可以說這是一舉多得的好事。

　　
　　來源：金投保險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