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沸點”到“冰點”的煤炭業讓深陷其中的煤企苦不堪言：身肩沉重的“歷史包袱”，只能寄希望于減輕稅負；糾結于資金緊張的困局，又不得不踏入“越限越超的怪圈”里。

    歷史包袱沉重

    殘酷的市場考驗下，山西煤炭企業包袱沉重的歷史性問題最為凸顯。同煤集團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令這個成立60多年的老煤企無法回避的首先是那些資源瀕臨枯竭的老礦。據同煤集團相關負責人介紹，并不是寧可虧損也要養著這些老礦，而是由于缺乏相關退出政策支撐，資源枯竭礦破產后，企業自身難以解決社會職能分離及人員徹底分流安置問題，所以無法實現正常退出。

    另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就是同煤集團80萬職工家屬所帶來的人員負擔和企業辦社會負擔問題。“老企業職工多，人工工資在成本中占比就很高，而且供水、供暖、物業、衛生等都是企業負責。”同煤集團永定莊煤業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左福喜打了個比方：“同樣的煤價，能跟別人競爭嗎？這就是讓八十歲老漢背一袋面，跟人家年輕后生跑，那能賽過？賽不過。”據統計，2014年，同煤集團企業辦社會機構404個，員工2.9萬人，年凈支出39.5億元。

    事實上，不只是同煤，煤炭業“黃金十年”以來，山西的各個煤炭企業都承擔了非煤項目投資、綠化、扶貧、城市建設等五花八門的社會責任。曾有媒體指出，向煤炭伸手要錢幾乎是山西很多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的慣性思維，涉煤收費是很多市縣的收入來源和承辦大型活動的“錢袋子”。

    盡管去年山西聲勢浩大的“清費立稅”工作使這種局面有所改觀，但由于有些地方財政困難，煤炭企業還是承擔著很多社會責任。“我們每年擔負著很大的社會責任。比如縣城綠化和公園維護，許多河道、公路等大型的衛生清理都是我們承擔；還有一些醫院、學校、公路的建設，我們也投了一部分資金。”山西晉盂煤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晉盂集團”)董事長韓愛忠告訴本報記者。

    資金鏈難以為繼

    目前，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正成為煤炭企業的軟肋。由于山西省煤焦鋼等行業均為產能嚴重過剩行業，銀行對其實施嚴格信貸政策，甚至出現抽貸，企業不得已只能采取債券、票據、私募等方式融資，還貸付息壓力加大。根據本報記者掌握的一份內部資料顯示，山西省屬煤炭企業今年一季度的平均負債率已經超過80%，財務費用同比增長近10%。

    當然，煤炭企業的資金鏈問題并不完全是履行社會責任所致，煤炭資源整合中的大量融資以及隨之劇增的財務費用都加劇了企業的困境，而且采訪過程中，本報記者發現煤炭資源整合后存在的一些遺留問題尚未得到處理。比如晉盂集團目前有五座停工礦井，都是兼并重組后由于受資源儲量、地質條件限制，致使改擴建投資遠大于以后開采煤炭的收益，加之這些礦井適宜露天開采，因此一直停工不能建設。而停工期間需要支付占地費、礦井維護費、人員工資等費用，一年約1000萬—1500萬元，五個礦井每年至少需要5000萬—8000萬元，直接加重了企業負擔。

    就是在這種資金鏈極度緊張、市場形勢極為困難的情況下，2014年2月鐵路運費平均價噸公里提價1.5分后，今年2月又提價1分，煤炭企業只能被動承受鐵路運費一漲再漲的壓力。屬于政府收取的鐵路建設基金更受詬病，設立24年的鐵路建設基金初衷是用于解決“八五”期間國家計劃內重大鐵路工程資金短缺問題。政府有關部門曾幾次動意取消，但屢屢延期。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立后，這項由公司代理國家收取的費用更失去了正當性。今年全國兩會上，就有多位礦業界代表建議政府盡快取消這一收費項目。

    調低煤炭增值稅也是煤炭企業廣為呼吁的一大問題。煤炭企業稅負重是歷史性問題，特別是煤炭增值稅占總體稅負的50%以上。2009年煤炭經濟形勢好時，增值稅提高到了17%，現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增值稅尚未調整。有消息稱，財政部正在研究將煤炭增值稅稅率下調至13%，但目前尚未公布。

     此外，就山西而言，采礦權價款及由此衍生的資金占用費同樣令企業不堪重負。并不是說采礦權價款不應繳納，而是根據山西省政府187號令及有關規定，采礦權價款不是按煤礦實際可采儲量計收，而按保有儲量計收，但煤礦實際可采儲量與保有儲量往往差距懸殊，特別是一些兼并重組保留礦井能采的均是一兩層煤，不能采的煤層儲量比能采的多好幾倍。如果無法一次性繳納價款，分期繳納還需要承擔不低于銀行貸款利率水平的資金占用費。由此產生的高額價款、資金占用費和巨額銀行利息成為企業不能承受之重。山西省今年4月1日啟動的“減負60條”已提出緩繳2015年采礦權價款，但煤炭企業需要在緩繳期內承擔資金占用費。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多家煤企呼吁，采礦權價款是在煤炭產業興盛時制定的，現在煤炭形勢已發生變化，如果能夠按照每年實際可采儲量繳納價款，將為企業節省大量資金，實實在在為企業減負。

    限產保價難

    此輪煤價下跌根源在于產能過剩、供需失衡，減少供給、限產保價本是煤炭行業應對危機的不二選擇，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等主管和監管部門的限產令也是接二連三。但在煤炭企業虧損日益加重的形勢下，有禁不止甚至越限越超的情況在多省頻繁上演。

    “要減產得大家都減才行，一家減就給別人增加市場份額了，對于市場來說還相當于沒有減。”山西省一位大型煤企高管指出，煤企限產遭遇“囚徒困境”。早在2011年年底煤價就開始下行，產能過剩的問題已經顯現，但煤企擔心單方面限產丟掉市場，都希望其他煤企減產，自己增產、降成本搶市場。

    目前來看，煤企不減產已經不僅僅是為了保市場，更重要的是保穩定。雖然生產虧損，但停產后可能虧損面更大。“我們在忻州王家嶺的一個500萬噸礦井，一噸煤大概虧四五十塊錢，但不生產又不行，財務成本、工人工資乃至礦井維護都需要現金流，停產只能虧得更多。所以，硬著頭皮還得保障現金流。”前文所述山西大型煤企高管說。

    總之，僅僅個別省份和企業控制產能，難以突破“囚徒困境”，嚴格執行限產政策的同時，如何加強行業監管、行業自律以及煤炭主產地之間的協調，避免“控產”過程中加劇惡性競爭是煤企脫困的一大難題。

    限產保價有難度，有煤企人士建議國家發改委等主管部門研究出臺煤炭最低限價。煤炭市場“黃金十年”期，國家曾出臺重點電煤合同等一系列臨時限價措施，壓縮煤炭企業利潤空間，維護煤電市場平穩運行。在當前煤炭企業已到生存邊緣、價格跌破成本線的形勢下，可考慮將下水動力煤平倉最低價明確為不低于0.1—0.12元/大卡(5500大卡約550—660元/噸).（來源：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