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四川省組織部副部長蔣先繼所描述的“甘洛采礦權市場”（《中國經營報》6月14日）。而在這樣的采礦權“市場”下，為此付出的，不僅僅是資源的透支、環境的破壞，還有1997年以來持續不斷的礦難和死亡200條生命的高昂代價。制度經濟學認為，不同的產權結構可以導致同一個體做出不同的行為。因此，產權安排也是分析礦難的一個很好的框架。

產權是什么？產權是追求效益最大化所作的制度安排。美國經濟學家科斯曾舉過一個這樣的例子：新發現一個山洞，它的所有權人是誰？這無疑取決于財產法等相關制度。

而山洞的使用權將屬于誰，卻與財產法無關，只與使用者付出費用的多寡有關。著名的“科斯定理”就蘊含在科斯講述的這個故事中。現在反過來看我們的礦產資源使用權制度。按照我國現行憲法第九條之規定，我國礦藏屬于國家所有。但是，以科斯的解釋，礦藏的使用權歸屬與憲法、礦產資源法等無關，只與使用者付出費用的多少有關。按照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情況下，誰出價最高，也就是誰認為該資源的效用最高，那么礦藏就將由誰所使用。

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知道，市場不可避免存在交易費用的問題。因此，科斯的第二定理告訴我們，如果交易費用大于零，不同的產權界定將會導致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礦藏的所有權雖然屬于國家，但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國家將礦藏所有權以法律分配給一級級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為國家代理人全權掌握著礦藏的配置。但是，政府的目標函數也是復雜的，這種產權界定很有可能導致尋租、資源配置的無效率。

許多人以為可以通過加強監督、完善立法來遏制礦難，但是，這就意味著政府必須為此付出額外的人力和物力，這又是一筆交易費用。很多礦難并不是中央政府沒有盡到監督之職，而是上一次礦難的調查組一走，非法開采馬上又照常進行。因此筆者以為，礦難之所以頻發，首先就在于國家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這種礦產資源分配制度。在當下，礦藏資源的分配還是一種“計劃經濟”手段占主體的分配制度，這種產權分配遠不是市場機制中討價還價的產物，很大程度上依然依靠的是行政審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不是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參與礦產資源的分配，而是以國家權力來介入產權安排的。政府權力介入產權安排雖然可以產生規模效益，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會對個人權利進行限制和侵害，最終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落。這就是有名的“諾思悖論”。

從“科斯定理”到“諾斯悖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礦難中的癥結所在。一方面，政府是以“治理”的名義參與產權安排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內在沖動又要求高效率和低成本。這種復雜的矛盾使得尋租的空間不斷擴大，而“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卻使得管理越來越混亂，頻發礦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這次，四川省政府對攀西地區礦產資源的全面整頓中，采用公開的拍賣制度，“公開、平等、競爭、擇優”地獲得采礦權，這無疑是一個進步，這正是科斯定理中所要求的自由交易和效率原則。筆者以為，要使礦難根絕，就要使有限的礦產資源能夠配置到最有效的行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