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5月12日《中國青年報》上的“山西隰縣36名礦工非正常死亡調查”，我想起了前不久《中國經營報》上的一篇有關山西煤炭富豪開著豪華車來北京大舉置業購房的一個很特別的現象的有關報道（見4月19日《中國經營報》）。“煤炭富豪”們發家致富的秘密———其實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就在于他們把用于安全防護、礦工人身保險等方面的支出裝進了自己的腰包。結果一方面是“煤炭富豪”們和溫州“炒房團”一起，成了京津滬房地產業震蕩的兩大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卻是大型、特大型礦難的不斷發生。如果我們說“煤炭富豪”的豪宅浸著礦工們的血汗，恐怕也不為過。

解決這個問題，指望礦主們發善心是不可能的，因為最大限度追逐利潤是一切資本的本性。無所不用其極地降低成本，無所不用其極地提高利潤率，對他們來說是正常的。即使有個別良心未泯的礦主愿意發善心，但在大環境未改善的情況下，他們也會因為“成本過高”而迅速出局。

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本來應該是有所作為的。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政府的作用似乎主要還是表現在對礦難的處理上：每次礦難發生后，都有手忙腳亂的緊急動員，都有懸念叢生的井下搶救，都有大事張揚的善后補償，都有雷厲風行的隱患整改。這當然是絕對必要的，只是人死不能復生，善后的處理再妥善，對那些已經死去的礦工來說，又有多少意義呢？

有一個問題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礦工是礦難的直接和最大的受害者，可為什么在預防和制止礦難工作中，我們卻很少聽到他們的聲音呢？如果說礦主出于逐利的本性，而不愿意在安全防護、礦工人身保險等方面加大投入，政府由于有關官員的腐敗和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的制約，而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那么，礦工卻是自己的身家性命所系，不可能不關心對礦難的遏止！我可以斷言，任何一個把礦工排除在外的安全管理機制或安全預警機制，都不可能真正產生效果。礦難頻仍這一問題，如果沒有廣大礦工的全面參與，其實是無解的！

遏止礦難必須有礦工的強力介入。而各級工會要把礦工們組織起來，并建立專門的工會。礦工們的工會應該是“跨礦”的，防止個別礦主操縱工會；礦工們的工會應該是充分貫徹民主原則的。最重要的是，國家應該立法保證工會在安全防護、礦工人身保險方面的否決權：凡是在這兩個方面沒有達到國家標準的煤礦，工會可以號召工人拒絕上工。礦工不應該僅僅是一個被關懷、被救濟、被慰問、被補償的對象，他們還應該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他們必須得到他們應得的權利。而另一方面，工會監督與政府監管結合起來，將為遏止礦難發揮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