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二○○九年四月十日,秦皇島港的煤炭庫存跌至三百六十萬噸,比去年初高峰期下降了六百多萬噸,也就是庫存下降了近70%,這是五大電力公司最不愿看到的情景。因為量決定價是必然的。這與他們在去年訂貨會上的預期完全相反。市場煤價格低于計劃內煤價的現象根本不見蹤影,一個季度過去了,神華集團和伊泰集團的煤炭銷售量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比去年同期有相當大的增長。四月份神華還大規模地削減市場戶的供應量。這說明了什么呢?五大電力公司的用煤量占了全國動力煤的60%,理應說他們對中國的經濟形勢有清楚的認識的。可他們的預期為什么和市場現實出現如此大的反差呢?
最近分析這個問題的文章不少,都從不同的側面說明了這個問題,比如山西省小煤礦的停產,鄂爾多斯市政府的限產,大秦線的檢修等。應該說這些都是對的,但有沒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呢?這些現象會不會反復出現呢?這些現象會不會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呢?是什么樣的影響呢?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呢?
四月八日《中國煤炭報》第一版上有一篇報道《十一家央企控制煤炭生產能力6.1億噸》這僅指以神華和中煤為代表的中央政府直屬企業。如果把原煤炭部所屬現已全部劃歸地方政府管理的各大礦務局都算起來應該說國營大型企業已占有全國三十億噸煤炭生產能力的80%以上。目前山西省的煤礦整合方案就是將民營煤礦全部整合進國營煤炭企業中去,如果全國各省市全都實行類似山西的政策,再加上前兩年國家發改委公布的建設十三個億噸級煤炭生產基地的目標的實現,那么從八十年代以來國營、集體、個體一起上,特別是個體小煤窯遍地開花的局面就將徹底結束了。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國的煤炭生產又重回國營的時代。
在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研討會上,香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張五常發表了自己的文章《中國的經濟制度》,在文章中他提出了“縣城經濟競爭是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的觀點。張五常的意思是說中國的經濟是以每個縣為主體進行競爭的結構,以縣為主體也即每個縣就是一個大公司,縣政府即是公司的董事會,縣長或書記就是這個公司的CEO,這也是一種約束競爭的局限條件,可以有效的防止資產的“租值消散”。
張五常先生的觀點正確與否自有理論界論辯,我們在此不作探討。但是張五常先生講的是縣城經濟競爭卻是中國的現實,不僅縣與縣之間,而且市與市之間,省與省之間都在進行激烈的經濟競爭,各級政府都是各地經濟的實際操控者。
五大電力公司的CEO們就是沒有參透這一點,沒有想到經過三十年的市場經濟的磨練,各級政府也都學會了如何在市場中生存。物以稀為貴,量增價就跌。限產就是保價的最好辦法。過去所以這一條難以做到就是權利還未下放到地方,各級地方政府還必須聽中央的,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各級政府在經濟上有高度的自主權,所以他們完全可以按自己對市場的判斷做出自己的決策。中央政府也不能加以更多的干涉。限產保價對以資源產出為主的地區尤其有好處。像煤這種經過多少億年才形成,用完之后不可再生的資源,越放越有價值,為什么在市場不好的時候要拼命地去生產,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呢?這就是造成今天秦港煤炭庫存跌到360 萬噸的根本原因。而五大電力公司的CEO所以沒有參透這一點,原因在他們的思維方式還定格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總認為中央政府一定會出面干預此事。特別在電價還未放開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的干預更屬必然。但他們的預期落空了。他們的預期早就落空了,早就應該落實了,為什么?全國煤炭產運銷協調會,也就是俗稱的煤炭訂貨會,是中央政府對煤炭市場最大的干預,可是這個干預對五大電力公司產生作用了嗎?沒有,該不簽合同照樣不簽合同。對五大電力公司不起什么作用的干預為什么就可以希望這種干預在煤炭生產企業身上發生作用呢?所以五大電力公司的預期的落空是必然的,這種結果在他們決定不簽合同時就已經鑄成了,只不過他們自己不覺得。
既然政府干預不起什么作用。矛盾的解決就只能通過市場來辦。所以今年中國的煤炭市場在全國經濟總體下滑,煤炭需求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卻呈現了生機勃勃的博弈局面,異彩紛呈。煤電雙方都用盡渾身解數力圖使自己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的位置。看看《中國媒體報》和《中國電力報》這兩份代表競爭雙方利益的報紙上有關的報道,就可以看到雙方競爭的精彩場面。有時可以讓人為此啞然失笑。關于華潤集團與神華集團簽訂供貨合同一事的報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樣的競爭應該說是一件大好事。它反映了中國經濟下決心徹底改變中國煤炭市場的管理方式,放棄管制經濟的思路,讓市場來主宰。
讓市場說了算,并不等于說政府將無所事事,政府將有更多的事情要干,在市場為主體的經濟結構中,市場對政府的要求將會更高。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還剛剛起步的國家,政府要干的事會更多。其中,推動中國社會由以政府為主體向以老百姓為主體轉變,是中國政府最重要的工作。非如此,中國的市場經濟將不能最終形成。
目前秦皇島港煤炭庫存跌至360萬噸的低水平,盡管是市場行為,但這是一個不完善的市場里的不盡合理的市場行為的結果。想想九六年上半年,桂林訂貨會之后,煤炭市場極度緊張,可是一到下半年就全面緩解了,究其原因就是當時個體煤礦遍地開花,在價格的刺激下,大家都拼命生產,供給量迅速增大,價格就掉下來了。而○八年至今的這一波行情,情況卻不一樣,從○八年五月煤價突破六百元后,一直到十月份每個月將近一百多元的幅度持續往上漲后,最高時已將近1200 元每噸,如果不是全球性的金融風暴的沖擊,很可能至今煤還在1000元每噸以上。盡管因經濟的疲軟,煤炭需求量萎縮,煤價已從去年的高峰期1000多元跌至目前的540元,但煤價并沒跌回去年的最低點。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行情,主要是經過幾年的治理整形,市場的主體發生了變化,小煤礦已大幅度減少,煤炭的產量已不會隨市場的變化而大幅度的變化了。每天產量的變化路徑已被人為的阻斷了。現在政府已具備了調控市場的強有力的手段,至少各級地方政府具有了這種手段。例如:○八年山西省以整合的名義致使大部分民營和個體礦停產,大同地區幾乎所有的集運站都到內蒙鄂爾多斯和陜西榆林地區拉煤。這是致使○八年煤價突破千元的直接原因。
根據張五常先生的理論,各級政府間的經濟競爭也是一種市場行為,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目前秦港煤炭庫存下跌至360萬噸也是產煤區當地政府根據市場的行情作出的限產決策造成的結果,這也證明了張五常先生的理論。但政府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不應該是市場的主體。以各級地方政府為主體進行市場競爭促成了中國經濟三十年的持續、高速發展這一現象。對全人類來說不具普遍價值。這一現象只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從歷史、現實、文化、政治等都很特殊的國度里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在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在搞改革,搞經濟轉型,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走的轉型之路與中國一樣,當然也沒有一個國家取得了與中國一樣的成就,就說明了中國的以人權為特征的各級地方政府為主體的經濟競爭的轉型之路是非常特殊的一條改革之路。
這條特殊的改革之路,雖然促成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但他同樣隱含了中國將來可能遇到的巨大危機。我們可以將中國今天的狀況喻之為中國歷史上曾經的大唐盛世,可是大唐盛世維持了多長時間呢?從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到李隆基的安史之亂僅僅只有一百多年(649-755年)為什么中國歷史從秦皇漢武到唐宗宋祖總是不斷在經歷從輝煌到衰敗的輪回呢?原因就在幾千年來中國社會是以官府為主,不是以民眾為主,鄧小平在世時一再強調要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并指出沒有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會取得最終成功。這說明老先生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現實和政治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論采用何種政治形式,并不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是要將以“官”為主的社會結構變為以“民”為主。
如果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真正成了以民為主,市場主體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話,目前煤炭市場的形式決不至于如此緊張,價格也不會在市場需求不明的時期上揚。這說明目前中國這種以各級政府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并不是一種徹底的市場經濟,而是一種不健全的市場經濟。政府官員們的根本利益不在經濟上而是在仕途上,所以由他們來主持經濟的話,他們往往會違背市場規律去決策、行事。眼下各煤產地的政府官員們的限產決策就全是因市場的形式來決策的嗎?大規模地關閉小煤礦真是為了安全生產嗎?他們更大的、更多關注的不是自己的烏紗帽嗎?正因為這些地方政府的決策中包含了巨大的非經濟、非市場的因素,所以這些決策導致的后果已對中國經濟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中國的經濟已經在中央政府的各項措施的刺激下開始向好,開始擺脫衰退。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能源就是中國經濟大軍的糧草,可是依今天的煤炭市場的狀況來看,能說糧草先行了嗎?中國煤炭市場目前的這種緊張狀況很可能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煤炭的價格很可能會出現新一輪的上漲,這對中國經濟的恢復乃至世界經濟的恢復都極為不利。
如果這種緊張狀況持續下去,受損害最直接最嚴重的必然又是電力企業。市場經濟應該是雙贏的經濟。過去是煤炭生產企業在煤炭市場上單方面受損,那是極不正常的,這表明了中國的市場體系的不完善的現狀。而中國市場體系的不完善就表現在張五常所說的以分權制為特征的以地方政府為市場主體的經濟體系上。在這樣的市場體系里,的確讓每一個在其中運行的經濟體的決策者們難以作出準確的判斷,象五大電力公司的CEO們,當他們以計劃經濟的思維定式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對煤炭市場的干預時,這種干預未能出現,而當他們用市場經濟的供求定律來判斷煤價會下跌時,煤價不僅不跌反而往上漲了,這是為什么呢?前一個失誤是因為他們沒能看到中國已經走上了市場經濟之路,后一個失誤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中國市場經濟體系是不完善的。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壟斷地位來干預市場的供應量。
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世界上市以各級地方政府和國有大型企業為主體的壟斷性市場體系,不破此點,改革開放將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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