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局統(tǒng)計數據顯示，截至6月24日，我國已發(fā)生煤礦事故1032起，1827名礦工死在了陰暗潮濕的礦井中———也就是說，平均一天就有10個鮮活的生命在地球上消失。他們與我們骨肉相連。（一）
每一次大的事故發(fā)生以后，不外乎都是調查原因，撫恤死難者家屬，處理相關責任人。然而過不了多久，本不該發(fā)生的事故還是一樣發(fā)生，于是又是死亡、調查、撫恤、處理……如此
循環(huán)往復中，礦山工人的血依然在流淌，鉆井深處機器聲依然在鳴響。
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事故到底能不能避免？幾乎每一個來自事故調查組的答案都是：完全能夠避免，只要礦山管理者能夠真正加大勞保投入、改善勞動條件、落實安全措施。既然如此，為什么事故還是頻頻發(fā)生呢？表層原因很明顯，那就是利益的驅動�？纯唇衲暌詠碓汗┎粦蟮募t火場面吧，價格的一路飆升不僅使原先步履維艱的國有煤礦扭虧為盈，更使早先被關閉的非法小煤窯死灰復燃。為了高額利潤不惜鋌而走險，而尤其當這“險”并不高過可能獲得的利潤、甚至還往往能夠“化險為夷”的時候，便很少會有企業(yè)放過眼前唾手可得的利益不追，而回過頭掏出大筆錢去改善勞動條件。甚至當事故端倪已然露頭、礦工們要求立即升井、免于死難之際，礦方仍然會堅持要他們干夠時間，以便賺取他們單位時間所能創(chuàng)造的最大價值。
更深一層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們不得不追問是什么縱容了礦主們對勞動者生命的漠視？僅僅以對利益的追逐來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只有追求利益的手段不受限制、效率高于公平、發(fā)展重于生命的價值觀，將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而不是生產力發(fā)展目的、將對勞動者權益的侵犯視為改革必然付出的代價與成本的社會氛圍，以及建立在其基礎上的行政職能以及法律制度，才會寬宥這種冷漠，使其長時間難以得到嚴厲地追究。
于是我們看到去年礦難重大事故造成13名礦工死亡的安徽蘆嶺煤礦的高層負責人，面對今年出于同樣原因再次發(fā)生、導致86名礦工死亡的特大礦難，在國家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局調查組面前仍然能夠氣定神閑地分析市場因素；于是我們看到因為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在3月11日被安監(jiān)部門貼了封條、上了鎖，3月18日又被市委、市政府嚴令停產的山西呂梁孟南莊煤礦，不僅沒有偃旗息鼓，反而變本加厲，終于在3月22日成為72名礦工的葬身之地。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肇事礦主仍然能夠享受著特殊的待遇。（二）
面對成千上萬礦工的無辜殞命，以及官商勾結的腐敗對執(zhí)法權力的公然挑戰(zhàn)，人們期待政府能夠有所作為，加大打擊力度。作為對此期待的回應，國務院發(fā)布《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guī)定》(國務院302號令)，國家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局派出12個工作組分赴重點地區(qū)重點行業(yè)，力圖通過樹立安全生產監(jiān)管部門的權威，以及追究導致安全事故的行政責任，而促使行政權力積極有效運行，把工業(yè)生產中的事故發(fā)生率降到最低，把死亡率降到最低。
然而僅僅靠政府對勞動者的勞動安全施以保護，顯然還是不夠的，在我看來，我們仍然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環(huán)節(jié)，那就是讓勞動者真正成為保護自己生命權利的主體。因為只有當事人，才能夠全心全意地捍衛(wèi)自己的權益。
有人也許不以為然，認為中國的工人法律意識薄弱，他們不可能有自我保護的能力。我要說，不是我們的工人不懂得運用法律，而是因為法律制度設計中存在的缺陷，使他們根本無法實際主張權利；也不是我們的工人不懂得保護自己，而是能讓他們及時獲得司法救濟的渠道尚不暢通。
生命權是高于其他任何權利的基本權利，因此保障勞動者的生命安全應該是用人單位最起碼的義務。作為調整勞資關系基本法的《勞動法》，雖然將“為勞動者提供符合國家規(guī)定的勞動安全衛(wèi)生條件”設定為用人單位的一項義務，并規(guī)定違反義務會被罰款或刑事處分，卻恰恰沒有規(guī)定因為用人單位違反這項義務而受到直接侵害的勞動者，能從用人單位獲得什么樣的賠償。正因為如此，“安全生產”始終是在企業(yè)與政府部門間互拋的一個球，作為安全生產保護核心的勞動者卻被攔在場外。也難怪那些礦主們重視每天的出煤數，更甚于重視礦工的生命，也難怪發(fā)生礦難的礦主們拿出錢“善后”了死者的家屬，便又會心安理得繼續(xù)驅使礦工們冒險，因為法律只規(guī)定了他們對違反安全法規(guī)造成事故承擔責任，而并沒有規(guī)定他們要對侵犯了勞動者的生命權利承擔責任。
不錯，《勞動法》規(guī)定了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管理人員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yè)，有拒絕執(zhí)行的權利；對危害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行為，有提出批評、檢舉和控告的權利。但是在實踐中，這一條其實很難實行。如果他們“拒絕執(zhí)行”或“批評、檢舉和控告”，會有什么后果呢？毫無疑問，他們輕者會被扣工資，重者會被辭退，風險抵押金會悉數被礦方沒收（盡管勞動部門三令五申不許收取風險抵押金，但是現實中不收這筆錢的企業(yè)少之又少）。如果他們要為此申請勞動爭議仲裁，則必須先要拿出足夠的證據，以證明礦方的行為確實危害他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對普通工人來講，這談何容易。（三）
在這一點上，2002年11月1日正式實施的《安全生產法》進了一大步，就是不再把安全生產問題單純地看作僅只是企業(yè)內部管理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而是通過“勞動者有依法獲得安全生產保障的權利”這樣的表述，將安全生產提到了公民權利保護的高度。該法還規(guī)定用人單位“不得因從業(yè)人員對本單位安全生產工作提出批評、檢舉、控告或者拒絕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yè)、以及停止作業(yè)或者在采取可能的應急措施后撤離作業(yè)場所，而降低其工資、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與其訂立的勞動合同”。我們不否認其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初衷，但是也不敢奢望由于沒有相關法律責任的規(guī)定，這個條款不會流于紙上談兵。
盡管在勞動者權利、工會參與以及中介機構責任等方面的規(guī)定頗有價值，然而《安全生產法》也仍然沒有擺脫行政法規(guī)（雖然這是一部法律）重行政部門的管制與事后追究的理念，并沒有為勞動者設置監(jiān)督用人單位、政府執(zhí)法部門以及尋求權利救濟的綠色通道。
幾年前，制售假冒偽劣現象泛濫全國，然而時至今日，不少原來專造假貨的地區(qū)竟成了知名品牌的誕生地。這固然與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嚴格執(zhí)法分不開，但是誰也否認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起的巨大作用。而這部法律有兩個最主要的特點：一是培育健全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使之成為真正能代表消費者利益的社團組織，二是規(guī)定制裁性條款，鼓勵購買了假冒偽劣消費品或受其侵害的消費者，利用訴訟手段爭取高額賠付。
權利從來不是空泛的宣告，權利必然表現為利益，當權利受到侵犯之后能夠獲得利益的補償，這種權利才是實實在在，才是能抓得住的。或許有些尖銳，但是我們的法律必須正視這樣的問題：作為組成這個社會的最微小的細胞，人的生命價值幾何？在目前所能見到的報道中，我們知道即使是令海內外震驚的特大惡性事故，對死亡礦工家屬的撫恤最高也只有8萬元人民幣——一個年輕礦工用一條命換來的也只不過是一些企業(yè)經理人年薪的零頭。礦工的“生命權利”如此廉價，也難怪不僅礦主們不當一回事，就連他們自己都看輕了自己。
要改變這種情況，只有依靠法律，依靠規(guī)定生命權利高于一切的法律，借助這樣的法律，死難礦工的后人可以向漠視礦工生命的礦主要求巨額賠償。當勞動者們紛紛拿起法律武器捍衛(wèi)自己神圣權利的時候，死亡才能真正遠離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