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取之“物阜民豐，煥然一新”之意，曾是新中國最早建立的能源工業基地之一。“一五”時期，國家156個重點項目中就有4個能源項目安排在阜新。2000年底，阜新累計生產原煤5.3億噸，用裝載60噸的卡車排列起來，可繞地球4.3周！
    該市現人口80萬。市區有一條干河叫“細河”，河床將市區分為兩個不同的世界：河北是行政區和商業區，高樓林立，霓虹閃閃；河南是礦區，煤灰四 起，有的平房還是日偽時期建造的“勞工房”。
    一城兩重天，以礦產為主業的城市多見此景。
    而1991年以來，隨著礦產枯竭，不僅河南邊沒亮起來，連河北邊也開始衰落。
    1991年8月，阜新資源枯竭跡象開始變得嚴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基親自到阜新視察，要求城市醞釀轉型。
    2002年2月28日到3月1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率國家計委等部門負責人到阜新現場調研。
    200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在地下720米深處和礦工們共度除夕夜。這位有著親民形象的新常委對這個城市的現狀非常了解和關切，他勸慰和他一起在井下吃餃子的礦工杜榮波說：“別擔心，礦工的生活會好起來的。”
    三位國務院領導心系阜新，表明國家對東北重工業基地及能源城市企業改制及城市轉型的關注。
    阜新到底如何轉型？這個問題的背后，是全國80個資源枯竭型城市，是東北大片同樣等待轉型的重工業基地。
    阜新轉型的標本意義非同尋常。
    隨時陷落的土地
    心里打著鼓，坐上滿是煤灰的4路公汽，記者在阜新市平安礦區一路前行。凹凸不平的土路上，煤灰漫天飛揚，難怪當地人說“采煤一手黑，發電二手灰”。
    新邱區是當地沉陷問題嚴重的區之一。同行的曹副區長向記者講述了這樣幾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1999年，新邱區南部八坑處，一臺213型吉普車正在路上行使，突然路面沉陷，吉普車“如同電影特技鏡頭般”在路面消失，后面路人口瞪目呆。
    2000年，當地一個叫黃凱的孩子正在路上行走，突然路面沉陷，孩子“像一塊石頭”掉進深不見底的廢坑道里，當場被瓦斯熏死。
    居民反映更多的是：整座房子會突然“轟隆”一聲，半陷入地下，都得要鄰居幫助，才把房子重新弄結實。
    記者在當地看到一根電線桿子，只有1米高。區宣傳部的同志告訴記者，它原來有八米高，但一天早晨突然陷入七米深的大坑中，為了將大坑填滿，動用了大概七八卡車的土石方。
    曹副區長告訴記者，新邱礦方圓幾十公里地下的巷道如同蜘蛛網一樣縱橫交錯，清末時期、民國時期、日偽滿時期以及建國之后的巷道，根本難以分得清楚。
    記者在阜新市計委看到一幅觸目驚心的采煤沉陷區分布圖，13處沉陷區標志像張開的虎口橫貫阜新市的百里礦區。
    采煤沉陷區給阜新造成的直接與間接損失已超過15億元，威脅著居民的日常生活。
    記者信步走進一戶還沒有搬走的礦工居民家中，四個裂開了縫的墻角有一處竟然能夠看到外邊的亮光，冬天北風從這些裂縫中吹進屋子，整個屋子的墻上都結滿了冰。
    馬路兩旁滿是低矮的小門房，記者乘的公共汽車穿過整整兩條街，竟沒發現一家小吃部，一個雜貨店。
    據阜新市計委轉型辦的同志介紹，阜新這十三個沉陷區內受到不同程度破壞的民房達2.8萬戶。李嵐清副總理對此非常震驚，曾親自到沉陷區居民家中看望，指示盡快將他們搬出沉陷區。
    2002年，阜新已安置沉陷區居民5966戶，交付使用建筑面積27.4萬平方米。
    “主糧道”斷了
    2月12日，記者來到曾稱“亞洲第一大露天礦”的阜新海洲露天礦，站在礦辦公樓的露天陽臺上憑欄遠望，只見天空灰蒙蒙的一片，讓人透不過氣來；方圓6公里的露天礦內則火光點點，“這是露天煤礦特有的煤層自燃現象”，海洲礦礦長王福清告訴記者，“所以露天煤礦的開采對環境的污染也是很大的。”
    這個巨大而又格外壯觀的礦坑曾經是阜新人的驕傲，更是一片令人心潮澎湃的熱土，挖出的煤曾用于共和國各條戰線的建設。然而同時，大坑中伴煤而生堆積如山的煤矸石也壓在阜新海洲人的心頭。
    記者來到海洲礦的底部，此時已經是夕陽西下，漫天的煤煙遮住了將要落下的夕陽，好像站在一巨型大鍋的鍋底。
    2002年4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一行來到海洲礦，聽完了礦長的介紹之后，李嵐清副總理說，過去的海洲礦很輝煌，為國家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雖然眼下很困難，但仍然同樣輝煌。礦工們聽了李嵐清副總理的話，每人都眼含熱淚，他們深知眼前的輝煌乃是一種英雄遲暮的悲壯的輝煌。
    2001年3月30日，佇立在阜新大地上的東梁礦、平安礦、新邱露天煤礦經國務院批準實施全面破產。
    2002年4月，曾經是亞洲第一大露天煤礦的海洲礦因資源枯竭而申請破產。
    2002年6月，阜新礦務局所屬的其他幾個煤礦也申請破產。
    斷了主糧道后，阜新市陷入一系列困難之中。
    “啃老”現象
    記者在阜新采訪時發現，大街小巷都是一種名為“神牛”的人力三輪車，花上兩塊錢就可跑遍整個城市。車夫絕大多數都是下崗的礦工，全城多達13000多輛，車多客少，他們一天的收入約在20元左右，非常微薄。
    根據官方的數據，阜新全市處于月收入156元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居民有19.98萬人，占市區人口的25.4%，已經遠遠超過了國家規定的“警戒線”。而礦務局40萬礦工已經有20萬人下崗。
    正月十五，記者來到阜新平安礦下崗職工李田(化名)家中，10平方米的平房里除了一臺14英寸黑白電視之外，幾乎沒有值錢的東西。
    而他孩子正在讀小學一年級，正是花錢的時候。李田告訴記者，他2001年下崗的時候得到兩萬元，為孩子治病花了一萬元，老婆離家出走又拿走了另一萬，他如今只能靠蹬“神牛”謀生。
    據不完全統計，在停產礦的職工中，每100個家庭就有一到兩個出現離異，大多是妻子出走。
    在阜新市記者還了解到一種現象：有些家庭中，一個老礦工的退休金成了一家老少主要生活收入。當地人無奈地把它叫作“啃老”。
    有30年“礦齡”的張連枝(化名)從海洲礦退休有好幾年了，老伴前年去世，兒子兒媳都下崗了，一開始沒工作就靠自己的一點退休金活著，后來實在沒有辦法，無奈中只好到沈陽打工，把剛剛5歲的小孫子留在家由老人帶著。
    張大爺一臉無奈：為什么當礦工光榮了30年，到這么大歲數了不僅要養兒子還得養孫子……
    前市委書記18年前的預言
    阜新突圍，幾乎走過了二十年“路在何方”的論證和探索的過程，阜新人其實從未停止過上下求索。
    時光倒退18年。
    1985年12月12日，一封信不亞于八級地震震動了遼寧省省委。
    “煤炭企業都有一個‘建設—發展—萎縮—報廢’的過程，按照這一規律，阜新礦務局在20年后，就將進入萎縮期。在今后20年間，我們如果不能迅速地把其它工業發展起來，20年后，阜新將發生更嚴重的困難。
    “前30年，阜新形成了單一的煤電工業城市，是我們工作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誤，如果在今后20年內不把其它工業發展起來，就將是我們的第二次重大失誤，后果將不堪設想……
    “新邱煤礦曾是一座年產100萬噸的大型井，現已萎縮到十幾萬噸，全礦職工出路成了大問題，如果我們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發展地方工業，那么，新邱礦的現在，就是阜新市的將來。”
    ……字字振聾發聵。而信的作者是時任阜新市委書記的馬波。
    時隔18年，馬波的預言幾乎都成為現實：阜新市的城市整體生存壓力已經迫在眉睫。
    馬波書記在信中談到的“20年后”就是2005年，現在離2005年還有兩年時間，阜新的其他工業不僅沒有發展起來，而且與其他發達城市相比距離卻是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建國初期把阜新建成“單一的煤電工業城市”決策是主要的原因，而說這是當時的工作失誤其實有失公允，因為當時有自己的歷史原因：“一五”、“二五”時期，國家基礎建設百廢待興，急需能源和煤炭，再加上由于當時受蘇聯模式的影響，阜新、撫順和鞍山等能源基地建設之初，就沒考慮綜合發展，也沒考慮資源枯竭問題。
    而很長一段時間里，阜新總是強調自己的資源優勢，把它當作加快地區經濟發展的主要途徑。
    直到1980年代，相當多的阜新人還沉浸在“北方煤都”的輝煌里，并以為阜新還可以一直這樣走下去，似乎阜新的地下財富像阿里巴巴那個山洞里的珠寶———取之不竭，用之不盡。
    馬波上書省委的這封信一下子捅開了這層薄薄的窗戶紙：擺在面前的將是殘酷的現實，“皇帝”早就沒“新衣”可穿了！
    150名人大代表聯名提案
    “阜新應爭取特殊的政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馬波給阜新開出的“藥方”并沒有走出“一要政策二要錢”的窠臼，但阜新產業結構調整確實已經是“箭在弦上”。
    1991年3月29日，阜新市長王亞忱(后任阜新市委書記)在全國人大七屆一次會議上率150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關于解決煤炭城市問題的議案》，把全國400多座資源型城市面臨的嚴峻問題揭示了出來。僅采煤造成的采空區和沉陷區，代表們陳述的現實是：撫順市、鶴崗市采煤沉陷影響面積已分別達22.5平方公里和12.1平方公里……采空區下沉，已有32%的建筑遭到破壞……勞力安置問題也越來越突出……
    150名人大代表的聯名提案震動了七屆人大會議。“4月3日晚，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羅干同志來到北京惠僑飯店代表駐地看望我，了解阜新產業轉換的進展情況，并告訴我，阜新產業轉換問題已經得到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王亞忱仍清楚地記得當時的細節。
    會后不久，遼寧省人大代表視察團即來到阜新調研，并向國務院提交了緊急報告；當年8月1日，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同志親自來到阜新視察調研；1992年12月10日，國務院將阜新確定為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試點，并在資金、政策上給予傾斜。
    2003年2月14日，阜新市原市委書記王亞忱家，71歲的王老的思維仍很清晰：“1980年代末，還沒有‘轉型’這一說法，那時候叫產業結構轉換。阜新黨政班子領導也是最早到德國礦業城市魯爾考察的，魯爾的城市轉型很成功，對阜新的啟示很大，當時的認識是：轉型一需要時間，二需要政策，三需要巨額資金投入。”
    幾經風霜的阜新終于邁開了產業轉換的第一步。
    “蹬腿哭”能哭出什么來？
    “建紡織城、電子城、化工城”，阜新一度把轉型寄托在國家拿出巨額資金再上大項目，再造工業城的等待與幻想中。
    計劃中，僅煤化工一個項目就需資金40多個億，還不包括配套設施。先期投資3億元的化工城，由于建設周期太太，產品被市場淘汰，投產之時成了倒閉之日；圍繞煤炭的“因廠轉廠、因產品轉產品”的調整，也沒了下文。
    “計劃經濟時期，‘會哭的孩子有奶喝’，阜新就曾走過一段這樣不停哭訴的歷史，各屆政府班子上下呼吁，要求國家在工業立項、資金補貼上給阜新‘開小灶’，為什么？因為阜新對國家有過貢獻嘛！
    “可僅遼寧省，就有撫順、本溪、北票等城市和阜新的情況如出一轍，哪個城市存在的問題都很嚴峻，國家哪里有那么多錢。
    “是繼續‘蹬腿哭’，還是自力更生，創新觀念，這對阜新十分重要，阜新絕不能再做‘要奶喝’的孩子，得學會自己走路。”阜新市計委主任劉文啟對記者說。
    有人計算過，在阜新新上項目需投資二十萬元才能安置一個下崗工人，根本無法解決阜新成建制成規模的下崗失業問題。
    “阜新重新調整產業結構的思路并沒有錯，然而，阜新單一資源型經濟和根深蒂固的保守觀念顯然不具有市場競爭力，阜新轉型幾乎徘徊論證了20年，其間也走了不少彎路，再不能喪失發展機遇了！”國家計委國土資源所所長助理王青云博士這樣認為。
    在2001年12月28日召開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阜新被確定為全國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重點發展第一、三產業，形成以現代農業為基礎，第二、三產業有機融合的新格局。
    阜新現任市委書記王瓊則把推動阜新經濟轉型用這樣20字方針來概括：自力更生，龍頭牽動，科技支撐，民營為主，市場運作。
    王瓊認為，在今天，讓國家再對資源枯竭型城市大量投資，既不現實，也不可能。阜新必須立足自力更生，立足本地資源和優勢，創造一條符合阜新特點的轉型之路。
    現代農業，被認為是阜新的突圍之路。
    一個細節耐人尋味。黨的十六大會議中，王瓊書記和阜新市代表把阜新某集團生產的“紅豆乳”飲料送到與會代表團成員和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手中———阜新終于邁出了推銷自己的一小步。
    末路一戰
    在阜新的堿巴拉荒村，有一支15個礦工組成的創業“先遣軍”帶起了160多個煤礦工人涉足“現代農業”。他們的帶頭人就是原新邱露天礦團支書李瑩。
    李瑩說：“礦里宣布破產，我們開了最后一次團支部會，散會后就去露天礦看看，向‘共青團號’電鎬告別，這臺電鎬讓幾代礦山共青團員驕傲了30多年，那天我們15個人親吻著這臺電鎬，全哭了……”
    李瑩說自己心情無法平靜。因為這些兄弟們對他說，你帶著我們創業，我們押上破產費豁出命了。
    2001年12月24日，他帶上和14個兄弟湊齊的下崗安置費20萬元，找到副市長李成軍，要求到第一產業中去創業。
    今天，他們承包的堿巴拉荒村50個日光溫室已經豐收在即，李瑩并帶領礦工們成立了綠色田園發展有限公司，進行食用菌栽培、開發、銷售，并幫助165名礦工實現了再就業。
    在這個村子的下崗職工再就業園區里，記者還見到了單干戶賈仲義。他從平安礦下崗后，投入2.4萬元，炒冷門種起了食用仙人掌。他說，種香菇的太多，怕賣不上價錢。為了承包大棚，賈仲義把房子都賣了，全家搬到大棚里來住。他說自己已經和沈陽一家公司簽訂了收購合同，今年6月份仙人掌收割，預計能賣上1萬多元。
    而今年春節，老賈“牛刀小試”，已經賣了1000多元錢的仙人掌。
    “伺候土地，這活兒也挺苦，這些活都干完累得直不起腰來，跟在礦上不是一個累法。可是想到日子過得有奔頭，也就沒什么可說的了。只要能賺錢，我不怕吃苦，不懂種植技術可以學。”老賈說得很實在。
    阜新還積極引來外面的“鳳凰”。
    在國家農業科技園區，臺灣商人、花卉種植專家劉寧詔種植的近萬盆蝴蝶蘭花開正盛，劉寧詔去年6月份來到阜新投入50萬美元辦起了福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給阜新帶來了滿園花香，并培訓了三十多名當地花卉栽培技術人員。
    記者問劉寧詔為什么沒有選擇南方，卻來到阜新創業？劉說：“一是阜新光照充足，溫度、光照適宜花卉生長，另外，我是看準蝴蝶蘭目前在東北還是零市場，有很大的市場潛力。”
    就在隔壁，宏豐大地公司與上海交通大學合作的郁金香種植基地里一樣滿園花開，恰好次日是情人節，園工們都在忙著剪花裝箱，準備運到沈陽市場。
    “十萬工人變農民”？
    有意思的是，關于礦工的新身份有了不小的爭論。
    2002年8月，某媒體一篇《阜新轉型：十萬工人變農民》的報道在網上廣泛流傳，并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人對阜新轉型提出質疑：十萬產業工人回到農村種地，且不說和農民爭地，是不是逆城市化而動，一夜退回解放前？阜新的轉型是不是又走了彎路？
    2月12日，阜新市委宣傳部長張萬勤對記者說：《十萬工人變農民》是不實報道，因為阜新目前從事第一產業即農業的下崗工人絕沒有十萬人，另外，目前從事第一產業的工人也絕不僅是一個種地農民這樣簡單，這種理解混淆了阜新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
    另外，阜新經濟轉型的規劃期確定為15年(2001年—2015年)，也不是某些媒體所說的5年、9年或者7年。
    阜新市政府副秘書長、市計委主任劉文啟解釋說：“阜新的經濟轉型實質上是實現一、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從現在起到2005年，建設一批現代農業示范園區，培育一批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從2006年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現代農業體系，形成具有阜新地域特色的優勢產業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按阜新市政府的資料，去年一年，阜新引進的60個龍頭企業已投產25戶，在建35戶，實際到位資金86994萬元。其中10戶8000萬元以上的項目中，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就有5戶。截止到2002年11月末，阜新市已經啟動了15個農業園區和42個設施農業小區，共投入建設資金1.14億元。
    更多的阜新市民不關心他們的身份是農民還是國家工人，如何把錢掙回來，放入口袋，是更真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