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個煤礦工之死

2002年6月26日，29歲的礦工孫奎芳之妻吳金艷顯然還沒有從飛來橫禍中清醒過來。她坐在炕上，不說話，也不動，失神的眼睛只是盯著一個地方看。

6天前那個下雨的清晨，她的丈夫孫奎芳起床后，草草吃了點東西，拿起一把傘，就去下井了。兩小時后，井下一聲巨響，丈夫就被埋在800多米深的地下。她再也見不到他了。

她同樣再也見不到哥哥吳成林了，哥哥和丈夫死在一起。

她同樣再也見不到其他113名煤礦工了，他們都死在一起。

在這次事故中遇難的還有集團公司的總經理、礦長、書記。一位工作人員說：“我們的總經理、礦長、書記就是因為檢查安全生產，才死在了井底下，能說我們不重視安全嗎？”

的確，近年來，礦山事故此起彼伏，意外爆炸聲不絕于耳，來自上層的指令與追究措施一個接著一個，早已在行業(yè)內形成草木皆兵的氣氛，作為國有老礦，雞西礦業(yè)集團公司也身處其中。更何況，就在“6·20”事故前兩個月的4月8日，該公司下屬的東海礦已經發(fā)生一起重大瓦斯爆炸，24人死亡。

此次遇難的總經理趙文林，在當?shù)叵碛蟹浅８叩穆曌u。關于他在安全生產方面的舉措，典型的說法是這樣的：

他在上任第一天去的第一個單位是國家安全生產監(jiān)察管理局雞西辦事處，批示的第一個文件是有關安全生產的，召開的第一個會議是安全會議，直到6月20日早上，他先是在滴道礦處理井下著火，沒吃早飯接著又趕到城子河礦，下了井，而根據(jù)電視錄像記錄，他說的最后一句話也和安全有關。

公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劉維久稱趙文林是“安全專家”。這位安全專家最為人稱道之處是強令部下到井下辦公。他給自己定下每個月下井12次的指標，而10個礦106名礦級領導分別是18次、24次。公司專門為此成立一個“干部入井考核領導小組”，對這106個干部的下井情況詳細統(tǒng)計，定期在集團內部的礦工報上公布，并對違規(guī)者扣除獎金。

劉維久說，強令領導下井的目的，一是促產量，二是保安全。

所以很難說雞西礦業(yè)集團公司和各煤礦不重視安全。同樣，也很難說礦工缺乏安全意識。“下井三分險”，這是礦區(qū)婦孺皆知的道理，“三塊石頭夾塊肉”的危險，也只有礦工們體會最深。

據(jù)了解，國家安全生產監(jiān)察管理局雞西市辦事處在今年2月至6月，先后5次檢查城子河煤礦，每次都發(fā)現(xiàn)問題，都提出停產整頓，但無一例外，五次都沒能落實。就在發(fā)生瓦斯爆炸的西二區(qū)，145、140、801、804四個采煤和掘進面都已查出安全隱患；6月10日，爆炸前10天又有一次檢查，并且再次發(fā)出停產整頓通知書，礦長劉永金（已遇難）還簽了字，但是，生產依舊照常進行。

煤礦工的艱難生活

雞西礦業(yè)（集團）公司屬下有10個礦區(qū)，聚居著7萬名礦工以及他們近40萬的妻兒老小。根據(jù)2001年黑龍江省經貿委的一份調查報告所披露，“貧困戶達3.8萬戶，其中特困戶1.3萬戶”，按照相關標準，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可定為貧困戶；不足70元，就是特困戶。

對此，礦上一位干部不以為然，他說：“不是說得多了，而是說得少了。”

這位三十出頭的干部15年前就已是城子河煤礦的工人，最令他難忘的是，1996年和1997年，兩年里他只領過四次工資，加在一起不到1200元，也就是說，平均每月不足50元。

那份報告還透露，至2000年，雞西礦務局“累計拖欠職工工資3.7億元，平均拖欠18個月，最長的48個月”。但6月28日下午，雞西礦業(yè)集團副總經理姜明告訴記者，拖欠最長的不是48個月，而是60個月。

透視安全之外的困境

6月28日，公司副總經理姜明說，連年的虧損，造成公司在安全、生產、生活三個方面都有欠賬，而且很嚴重。

生活欠賬：1991年以來，開始拖欠職工工資，至2000年，已經累計拖欠4億元左右。

生產欠賬：1994年以來，基本上停止了設備投資，現(xiàn)在有三分之二的設備嚴重老化，所用設備相當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截至2000年4月底，井下掘進欠尺高達17萬多米，這等于近兩年時間沒有搞掘進；許多礦井已經深入地下800米，接近了煤炭業(yè)采掘的極限。

安全欠賬：過去全公司每年有近3000萬元的安全保護設施投入，但近幾年幾乎分文未投，許多安全設備年久失修，目前安全欠賬累計..5億元。

而公司要維持生產，要有效益，就得有足夠的產量，就必須不斷加大生產任務。城子河礦今年初自報年產量是120萬噸，集團公司在全面均衡后，又“分配”過來20萬噸，變成了140萬噸。而全公司去年產煤700萬噸，職工只是開始領到工資，“吃上了飯”，今年的目標是達到800萬噸，只有這樣才能“吃飽飯”，而明年的目標是900萬噸，那樣就能“吃好飯”了。

相應地，在二道河子礦，每月產煤7萬噸，只夠井下工人的工資，達到了9萬噸，全體職工才能領到工資。礦黨委書記車永年無奈地說：“我們每個月25日以前的煤全是給別人挖的，25日以后這五六天的3000噸煤才是自己的工資錢、吃飯錢。”

由此帶來的連鎖反應是：在采掘進度相對穩(wěn)定的情況下，煤礦只好增加工作面，造成采掘、運輸、通風等設備超負荷運轉。事后的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而對于城子河礦井底下的這些設備，從集團到各礦，上下一致的說法是，超期服役，老牛破車，將就著用。

但是由于多年來效益滑坡，原有的職工隊伍流失殆盡。一份資料稱，“井下采掘工人招不進，穩(wěn)不住，以前尚能從貴州、云南、四川及山東沂蒙山區(qū)招來協(xié)議工，由于拖欠工資，又都走了；多數(shù)井下采掘隊，30歲以下的職工已很難找到，連團支部都組建不起來。”

這樣，一方面礦上養(yǎng)著大量職工家屬，一方面一線工人卻不得不大量雇用農民工或者“外包工”。

專門過來給兒子料理后事的孫連玉一邊抽著自卷的煙卷，一邊埋怨現(xiàn)在國有煤礦內部“外包工”太多，“老板太多，老板用人也隨便”，“什么人都能下井，管理不正規(guī)”。

據(jù)知情人透露，6月20日遇難的115人中，像孫奎芳、吳成林這樣的“外包工”共有32個。

煤礦和承包老板使用外包工，惟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外包工成本低廉。他們和外包工之間是純粹的雇用與被雇用的關系，實行簡單的計件工資，外包工挖出多少煤，就付出多少現(xiàn)錢，除此之外，雙方沒有其他關系。而使用正式工，則要考慮各項福利待遇，礦上甚至要養(yǎng)他一輩子。

外包工其實只是國有煤礦數(shù)量更多的農民礦工的一部分。礦井底下究竟有多少農民礦工，一位名叫郭升明的礦工說，誰也搞不清楚，“產量高了，呼啦啦來一批；產量下去了，又呼啦啦跑掉一批，估計應該占全部礦工的三分之二以上”。

直接以賺錢為目的的外包礦老板，來去自由、管理松散的外包工，人數(shù)眾多的農民工，這些非常規(guī)因素的存在，暴露出城子河煤礦經營管理和用工制度的混亂，而這就是事故發(fā)生的必然因素！

這就是一個百年國有老礦的生存現(xiàn)實。面對這一現(xiàn)實，黑龍江省經貿委去年就在一份調查報告中下過這樣的結論：“生產安全形勢十分嚴峻，不發(fā)生大的事故帶有很大的僥幸成分。”

但是，面對“6·20”雞西礦難，如果脫離了國有煤礦所面臨的兩難困境、脫離了煤礦工人多年來的窘迫生存，所做出的分析與結論，即便不是簡單片面的，也有違情理和常規(guī)。

為國有煤礦把把脈

在談起國有煤礦所面臨的問題時，業(yè)內一位資深人士顯得憂心忡忡。他說，作為固定資產高達59億的特大企業(yè)，雞西礦業(yè)集團經過國家煤炭產業(yè)政策若干次調整后，便一天天衰敗下來。和雞西一起衰敗的國有煤礦還有不少，它們面臨著和雞西一樣的問題。

作為最早進入計劃經濟并且一直嚴重依賴計劃經濟的煤炭產業(yè)，企業(yè)辦社會就是它最大的弊病！

劉維久說，除了火葬場、檢察院，社會上所有部門機構，雞西煤礦上全有：中學小學，大大小小的醫(yī)院，煤礦還要辦環(huán)保，要搞森工，搞建筑等等。

在計劃經濟時代，每建一座礦井，在招收礦工時，煤礦同時要考慮家屬及子女的生活問題，農村戶口的要轉成城鎮(zhèn)戶口。這種政策給職工帶來了一些好處，但給企業(yè)帶來的是難題。大批礦工家屬擁入礦區(qū)，他們原本有房住、有地種、有飯吃，但是到了礦區(qū)后，就變成了煤礦的負擔。

為了安排職工家屬及子女就業(yè)，幾乎所有的國有煤炭企業(yè)都開辦了大量的中小企業(yè)，而辦這些企業(yè)的時候，很少考慮經濟規(guī)律和經濟效益，單純是為了安置人員。實事求是地說，這些中小企業(yè)根本不具備市場競爭和生存能力。

有關專家指出，這實質上是把農業(yè)的負擔轉嫁給了煤礦。

其次是產業(yè)科技化水平太低，還是依靠原始的人海戰(zhàn)術。

有關資料顯示，1996年，國有重點煤礦原煤生產全員效率為1.9噸／工，世界排名最低。

目前的國有煤礦基本上屬于以傳統(tǒng)技術為基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采煤裝備只有一部分達到了世界上先進采煤國的70年代末期水平，大多還停留在別人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上，科技對經濟效益的貢獻率僅為23％，低于全國工業(yè)企業(yè)的平均水平。據(jù)統(tǒng)計，1998年，國有煤炭采選業(yè)的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2958元／人·年，遠遠低于全國工業(yè)的31347元／人·年的平均水平。

目前，一個國有礦井基本上有3－4個采區(qū)，6－8個采煤隊，10－12個開掘隊。采區(qū)分散，戰(zhàn)線長，造成了設備多、用人多、投入大、效率低。

第三是成本太高，市場競爭力弱。

由于冗員過多，開采期長，以及設備老化，國有煤礦的噸煤開采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以雞西為例，在1998年年產520萬噸的情況下，噸煤成本高達160元，是小煤井成本價的三至四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別人賣130元／噸就能賺錢了，而他們每生產1噸煤卻要虧損30元。即便是現(xiàn)在，他們的成本也在100元以上，這樣的成本，別說和小煤窯競爭，就是和一些新興的國有大礦相競爭，也處于劣勢。

除了上述原因，根據(jù)有關專家說，國家的相關政策對國有煤礦的發(fā)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1993年以前，大型國有煤礦的虧損由國家補貼；1993年提出煤炭價格放開，3年之內砍掉60億元虧損補貼，但是用煤的電力、鋼鐵和運煤的鐵路3個部門，一家也沒放開，最終結局是煤價沒上去，虧損補貼也沒了。

而此時小煤窯則異軍突起，具備了左右市場的能力。國有煤礦自此與小煤窯開始了無休止的遭遇戰(zhàn)。

1998年7月，國務院決定將94個國有重點煤礦（直屬原國家煤炭部）以及原隨煤礦上收的206個企事業(yè)單位、2379億元資產、320萬職工和133萬離退休人員，全部納入地方政府管理。而有關資料顯示，這94家國有重點煤礦中，當時共有81家虧損，虧損面為86％，其中雞西礦務局的虧損掛賬額是17.6億。

現(xiàn)在，國家采取每年下達虧損指標的政策，比如雞西礦業(yè)公司去年的虧損指標是2.89億元，它的總虧損額只要不超過2.89億，就算扭虧為盈。然而，雞西連這個目標也難以實現(xiàn)。

但是，在國家煤炭經濟運行中心博士潘偉爾看來，這樣的政策作用寥寥：“今年可以給兩億，明年也可以給3億，后年怎么辦？這樣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啊。”

國有煤礦何去何從

世界上幾乎所有產煤國家的煤炭行業(yè)都是虧損的。德國為了保證就業(yè)，政府出資補貼煤礦；法國的噸煤成本高達200美元，遠遠高出煤炭進口價格，遂決定2005年退出煤炭行業(yè)；而日本則在今年上半年關閉了全國最后一口煤井。那么，中國的國有煤礦該向哪個方向走呢？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據(jù)記者了解，在煤炭行業(yè)“十五”規(guī)劃中，列在第一位的就是組建集團公司，加快國有煤礦向現(xiàn)代企業(yè)轉變。

當然，誰都知道，這是政府的倡導，也是企業(yè)的出路，但現(xiàn)實很殘酷，國有老礦蛻變成現(xiàn)代企業(yè)顯然困難重重。就在去年的8月28日，雞西礦務局一舉變成雞西礦業(yè)集團公司，但6月28日，副總經理姜明說：“我們就是翻了個牌子而已。仍然是國有獨資，沒有多元投資，怎能叫現(xiàn)代企業(yè)？當然我們也希望有人入股，但是你說，就我們企業(yè)這個樣子，有人愿意嗎？”

潘偉爾博士認為，和石油、天然氣一樣，煤炭是一種重要的戰(zhàn)略資源，我們國家因為不缺少煤炭，所以很多人忽視它，自90年代初以來，就一直把煤炭行業(yè)當作競爭性產業(yè)，忽視了它的基礎產業(yè)職能。相較于日本先后九次制定煤炭政策，我們國家目前亟須做的事情是，盡快形成一套將煤、水、電等能源整合于一體的戰(zhàn)略性的宏觀政策體系。

■資料

2002年1月至5月份，全國煤礦企業(yè)共發(fā)生死亡事故1331起，死亡2341人，其中國有重點煤礦發(fā)生死亡事故228起，死亡397人；國有地方煤礦（包含基建）發(fā)生事故233起，死亡360人；鄉(xiāng)鎮(zhèn)煤礦發(fā)生死亡事故870起，死亡1584人（其中，集體煤礦發(fā)生141起，死亡317人，個體煤礦發(fā)生729起，死亡1267人）。（資料來源：國家安全生產監(jiān)督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