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能源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題詞后，李俊峰所出現的每一個公共場合都會被一堆提問者包圍。

風電、太陽能產業是否過剩？能源規劃與現實之間的不對接如何解決？風電上網難痼疾是否是個真問題？新興能源產業大盤子究竟如何劃定？其中，可再生能源比例如何厘定？光伏上網電價補貼定價政策怎樣做到“拿捏”到位？

新能源領域，從宏觀產業政策，到微觀技術發展評價，都有李俊峰的判斷。其觀點的基本主線是，讓市場規律發揮作用，無論是在產能過剩，還是節能減排方法上。

作為長期從事能源經濟和能源環境理論研究的學者，李俊峰先后組織并主持了《可再生能源法》和《國家中長期可再生能源規劃》的起草，參與了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的研究和起草，完成了中國第一個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的組織與實施。

2015年非化石能源

應達到12%-13%

《21世紀》：從目前透露的信息來看，新興能源產業5萬億的發展規劃中，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15%，分配比例是，水電占到9%-10%，核電占2%-3%，而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2%。這是否意味著可再生能源獲得的規劃盤子，沒有之前業內預想的大？

李俊峰：目前報道的數據還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因為新興能源產業規劃需要在國家能源委員會討論，上報國務院才能發布。5萬億的盤子也只是個大約數據。其實，5萬億對中國這么一個大國來說，不是一個天文數字，平均到每年才5000億。

目前，新能源的投資規模已經很。如風能太陽能2009年的投資規模就超過了2000億，水電也在1500億，再加上核電、清潔煤等已接近5000億。2020年要實現非化石能源的比例超過15%，估計“十二五”新能源的年均投資不會少5000億。

《21世紀》：統計顯示，雖然近年來可再生能源總量絕對規模保持逐年上升，但是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比例卻開始呈現下降趨勢。2008年我國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達到7.9%，而2009年則只占7.8%。您怎么看待這一現象？2010年這一比例有望提高嗎？

李俊峰：這是統計口徑問題，2008年按照我們與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的估算，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已經達到了8.5%。2009年是9%左右。這一數據的計算口徑是，包括水電在內的所有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太陽能熱水器、農村沼氣等非發電的可再生能源。

而輿論所稱的2008年我國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達到7.9%，2009年則只占7.8%，只是計算了可再生能源發電。由于2009年是一個相對的枯水年，降雨少，水電發電量不足，造成了可再生能源比例的下降。

《21世紀》：根據之前國家能源局透露的消息，非化石能源在2015年占一次能源的消費比例將有望達到11%左右。

李俊峰：按照我們的分析，這樣的安排肯定會出問題，很難保證202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指標的完成。

因為總能源消費的基數會越來越大，非化石能源比例提高也會越來越難。如果實現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例15%的目標，“十二五”至少要達到12%以上，最好是13%。這樣“十三五”的壓力才能小一些。

如2015年非石化能源占能源消費的比例是11%，那么2020年15%的任務是絕對無法完成的。因為這意味著“十三五”期間，每年增長比例需達到0.8%，這是高難度的。

《21世紀》：按你們的測算，到2020年，15%的非化石能源中，各種能源各占多大比例？

李俊峰：現在國家沒有明確的說法，至于說，具體各種能源能占多大比例，現在還不清楚。作為學者，我希望的比例是，水能占到7%-8%，核電占到3%-4%,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3%-5%。這就要求核電、風電和太陽能的發展都很快，比如核電要超過7000萬千瓦、風電要超過1.5億千瓦、太陽能發電要達到2000萬千瓦。

“產能過剩”讓市場解決

《21世紀》：風能和太陽能行業存在產能過剩？

李俊峰：過剩是真實在存在的，過剩本身，我覺得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我們怎么看待過剩。過剩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現象，這種現象，并不是靠政府調控去解決，而只能依靠市場去克服。

回顧我們的煤、汽車和鋼鐵行業，都爆出過“過剩”問題，但大都是階段性的過剩，這些行業的生產，并沒有因為“過剩”而停下來。

去年下半年，十部委出臺抑制產能過剩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文件時，指出多晶硅和風電裝備產能過剩，但是2010年多晶硅仍供不應求，進口量估計要超過2萬噸，風電市場需要從2008年的630萬千瓦增加到2009年1400萬千瓦，產量翻了一番。試想按照文件控制，2009年多晶硅、風電裝備都停止擴張，2010年勢必造成更大的缺口。

如果真的出現過剩，既不是中央的文件，也不是媒體的報道能左右的，還得依靠市場自身去解決。如果沒有市場需求，產能就會萎縮。這種階段性過剩不需要國家干預，市場行為國家也干預不了。

最好的辦法是國家發布行業預警信息，讓企業自己選擇。要相信我們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在內，大家都是希望穩定的、持續的和健康的發展。但是我們不能期望企業都是一個模式發展，都按照計劃發展，那就又回到計劃經濟的年代了。

《21世紀》：你曾經提出，節能減排不僅是攻堅戰，而且是持久戰。如何看待排污權交易在其中的作用？

李俊峰：排污權交易推行了這么久，沒能大規模開展，這并不是說這種形式不好，而是因為沒有市場環境。沒有市場環境，哪里來的交易？

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節能減排來說，不必過于迷信行政手段的神速效力，更應該從長遠考慮，如何去用市場化這種高效的手段去推動，要雙管齊下。

“只有50萬千瓦風電尚未并網”

《21世紀》：根據中國電力聯合會披露的數據，2009年新增風機有24%未實現并網。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哪些原因？

李俊峰：我認為，風電并網難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國家的發展規劃和實際發展速度脫節。比方說2007年公布的風電發展規劃，到2010年只有500萬千瓦，2008年公布的規劃到2010年只有1000萬千瓦，實際上我們2009年就完成了2500萬千瓦。由于國家規劃的速度落后于實際發展的情況，這大大影響了電網建設，電網建設的滯后勢必影響風電的上網。

第二是機制問題。電網也是企業，提高電網企業的積極性一方面是行政的約束，另一方面是經濟激勵政策，電網企業在吸納可再生能源發電上網時也需要有經濟利益，至少是不虧損。

在技術上，我認為沒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難，即便有困難，電網也是可以解決，只要利益得到保證，技術問題是可以解決的。1億千瓦的風電裝機真有困難嗎？我看未必。其實電網企業已經認可2020年風電裝機容量達到1.5億千瓦這樣目標了，重要的是，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

《21世紀》：那么，你認為風電上網難是真命題嗎？

李俊峰：我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之所以會爭論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因為有三組數據沒有分辨清楚。

以2009年風能發電的情況為例：吊裝完成的是2580萬千瓦，已經聯網的，也就是說稱的建設容量是2200萬千瓦，成功開始商業運營的是1790萬千瓦。吊裝的數據是按照設備供應商提供的數據，建設容量是按照開發商認可的數據，商業化運行是按照電網的統計。從開始吊裝到用戶認可，從開始并網調試到商業化運行都有一個過渡期。

其中，風電設備吊裝的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月，但是從并網調試到商業化并網時間有長有短，短的1-2個月，長的話要半年。特殊情況下，如內蒙有一個項目，花了1年半才完成。從2580萬千瓦到2200萬千瓦，吊裝了還沒上網，有300多萬比較正常；上網調試了，有400多萬千瓦還沒調試成功，也比較正常。

如果不了解情況，直接看從2580萬千瓦到1790萬千瓦，有近800萬的差值。流傳甚廣的“有1/3的電在曬太陽無法并網”的說法，就是這么來的，這是誤會。

其實，真正存在問題的是一小部分，從全國范圍來看，大約有50萬千瓦由于送出設施不到位，尚無法并網。所以，風電上網難并沒有那么嚴重，我個人認為，吊裝容量、建設容量和商業化并網三個數據的差別是合理的、正常的，無須大驚小怪。

現在的問題不是去責怪誰，而是大家坐下來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比如風電碰到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落實可再生能源法規定的全額收購、可再生能發電電量的問題。2009年出現了大面積的棄風現象，這里有負荷需求，也有利益分配的問題。

《21世紀》：你認為，我們應該制定一個什么樣的光伏電價補貼政策？

李俊峰：關于光伏電價的問題，我認為需要一個過程，一方面技術上需要進行嘗試，另一方面項目上要進行積累。只有經過一個過程，我們才能知道什么樣的價位是合理的�，F在國家發改委批的項目加起來不超過10個項目，量也比較小，要有幾個幾百萬千瓦的項目，才能定得出這個行業的合理的價格。因此，我們有需要耐心，快則一年，慢則兩三年，光伏上網電價價政策肯定出來。

《21世紀》：你如何看待薄膜太陽能的市場前景？它有望取代多晶硅嗎？

李俊峰：這兩種技術，各有所長。多晶硅的產量更多一些，未來發展應該是更主要的；薄膜的工藝再復雜一些，成本估計也沒有低多少，發展難度更大一些。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