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電荒”，解決“市場煤、計劃電”頑疾，唯有深化改革電價形成機制

　　今年部分地區的缺電來得有些頻繁而持久。

　　迎峰度夏期間，浙江遭遇了7年來最嚴重的缺電；江蘇用電缺口超15%，最大缺口超過1000萬千瓦；廣東最大電力缺口達到400萬千瓦。全國出現了3000萬千瓦左右的用電缺口。

　　以處于我國能源輸送末端的湖南為例。5月上旬用電最為緊張時，全省需求為1650萬千瓦，而實際負荷只有1000萬千瓦，單日最大限電達30%。省經信委主任謝超英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以往是“季節性缺電”，現在是“全年性缺電”。

　　事實上，冬季的形勢依然嚴峻。國家電監會新聞發言人譚榮堯表示，今冬明春全國最大電力缺口約2600萬千瓦，其中既缺煤又缺水的南方和華中地區用電矛盾最為突出。

　　據電監會的統計數據，今年以來，共有17個省份采取了拉限電和錯避峰的措施。大部分地區電力供應偏緊，部分地區缺電嚴重。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專職副理事長魏昭峰預判，2013年電力缺口將達7000萬千瓦。

　　如果從標志我國電力工業全面進入市場化改革的2002年為坐標來看，這一年的2月，國務院下發了《國務院關于印發電力體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國發［2002］5號文件)，這一年我國的電力裝機容量近3.6億千瓦；時過8年，2010年我國的電力裝機容量已經歷史性地跨越至9億千瓦，但卻未能根本上改觀中國缺電的狀況，同樣未能從根本上改觀的是電力體制的改革。

　　不同的是，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全國火力發電利用小時只有5200小時，未達到5500小時的設計水平。如果說之前長期存在的是由于裝機容量不足的硬缺電；當前面臨的則是在電力裝機充裕的情況下，帶引號的“電荒”。

　　電改8年后的“計劃電”

　　作為煤炭匱乏省份，湖南每年需要電煤3800萬噸，其中，60%需從山西、河南、貴州等省調入。今年，由于這些省份自身也缺電，減少甚至中斷了對湖南電煤的供應。為了彌補陸路運輸不足，拓展電煤來源，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湖南大量從海路調煤。

　　先從秦皇島港用海船運至長江口，換小船逆長江上運至洞庭湖，換更小的船沿湘江逆流而上，再由汽車轉運送至電廠。經過行程近4000公里的“海進江”，抵達湖南時煤價高達每噸1200元，光運費就占去成本的2/3。這一過程需要25天左右，在當地于是有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二十五天海進江”的說法。

　　無奈的“海進江”，表面是電煤的金貴，折射的是電力體制的不暢。“多年累積的煤電矛盾在今年有趨于惡化之勢”，采訪中，《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多次聽到如此的反映。

　　電煤價漲，只是當前電力困境循環鏈條的一環，往前看是電價改革滯后，向后看的結果是電企虧損。對五大發電企業火電業務嚴重虧損，譚榮堯認為，“最關鍵的是要推進電價改革，發揮電價的經濟杠桿作用。”

　　2002年出臺的國務院 “5號文件”啟動實施了以廠網分開、主輔分離、輸配分開、競價上網為主要改革任務的電力體制改革。同年，實現了發電廠與電網的分開，形成了五大發電企業和兩大電網的格局。但如今，8年過去了，后兩項卻沒有得到強有力的推進。

　　“多年的改革后仍舊未能走出‘計劃電’的牢籠”，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副司長范必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按照2002年的電力體制改革方案，電價的形成機制應該是“放開兩頭，管住中間”，即上網電價由國家制定的容量電價和市場競價產生的電量電價組成；輸、配電價由政府確定定價原則；銷售電價以上述電價為基礎形成，建立與上網電價聯動的機制。但現實是，只在發電環節打破了壟斷，與國務院確定的電力市場化改革目標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在輸配環節還沒有擺脫計劃體制的束縛”，范必認為。

　　進一步來看，“由于還沒實現輸配分開，輸配環節還沒有做到獨立核算，也沒有獨立的輸配電價，嚴重制約了電力的跨省跨區交易和資源的優化配置”，范必指出。

　　這在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高級經濟師王冬容看來，是中國電力工業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微觀管理之間，在計劃手段和市場手段之間，在對電力工業及其上下游之間的管理上，出現了制度的糾結，阻礙了發展的協調和可持續性。而這種制度糾結首先表現在對電價管制上。突出的表現是8年多來我國電價管制模式始終沒有大的變化，上網電價和銷售電價仍然都被嚴格管制。現實的電價形成機制成了“管住兩頭，中間不管”。由于發電企業的上網電價和各類用戶的銷售電價，依照“成本加合理利潤”的原則由政府部門行政審批決定，“兩頭被堵死”，范必認為，“所以電力成本上漲的因素不能通過電價疏導。”

　　研究人士分析指出，上網電價確定后，如果電煤漲價，電力企業就會要求政府出臺順價政策，否則無法避免電力行業大面積虧損；如果電力需求下降、電煤價格下跌，電力企業受制于政府電力定價的束縛，也不可能主動面對市場，實行打折促銷等經營策略。這種定價機制不僅壓抑了市場主體開拓電力市場的積極性，也使電力價格失去了反映和調節供求關系的應有功能。

　　中國華電集團公司政策與法律部主任陳宗法認為，按照2003年5月，國家發改委出臺的《電力廠網價格分離實施辦法》規定，“發電企業上網電價由發電成本、財務費用和稅金構成”，不合常理地割舍了“利潤”這個重要的構成部分，致使上網電價先天不足。

　　發電量按計劃分配是“計劃電”的又一突出表現。“我國發電調度至今仍沿用計劃經濟時期的辦法，由政府部門對各個機組分配發電量計劃指標。不論發電方式和能耗環保水平，只要機組在電力調度機構有‘戶頭’，就可以在年度計劃中獲得基本相同的發電利用小時數”。采訪中，記者屢次聽到大型發電企業抱怨。

　　在范必看來，人為設定的發電量計劃既不反映供求關系，也無科學依據。即使按計劃經濟的標準，這樣分配也是不合格的。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做計劃、定指標要經過“幾上幾下”、“綜合平衡”，上下級、相關部門都認同才最后敲定，這是基本原則。更何況經過計劃體制改革，國家取消了大部分指令性計劃，計劃的定位總體上是指導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這是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成果。“目前，國務院主管部門并沒有下達發電量計劃，各地自行出臺的發電量計劃指標應當取消。”范必說。

來源：中國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