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突出表現在以下8個方面：其一，經濟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產業集中度低，2002年前五家最大煤炭企業市場占有率僅在16％左右；多數企業仍是單一產業、單一產品；技術裝備總體水平低，全國采煤機械化程度不足40％；勞動力素質低。其二，資源有效供給不足。我國人均占有煤炭可采儲量僅略多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資源與經濟發展逆向分布。西部煤炭儲量大，但資源優勢和生產能力得不到發揮。其三，環境制約突出。礦區生態環境脆弱，煤炭開發中對生態和環境的破環，產生了大量社會問題。其四，發展后勁不足。新井建設跟不上，“九五”期間新開工的煤礦建設規模，分別只有前三個五年計劃的1／3左右，直接影響今后煤炭生產規模和供給能力；人才斷層。其五，企業改革滯后。部分國有煤炭企業還未進行公司制改造，已經改制的也大多是單一的國有獨資形式，未形成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運行機制。其六，經濟效益差。經過多年努力，雖然全行業實現賬面整體扭虧，但國有重點煤炭企業補貼前仍總體虧損，虧損面在60％以上，全行業尚未擺脫困境。其七，安全生產形勢嚴峻。2002年，我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4.64，其中，鄉鎮煤礦高達11.73，大大高于發達國家。其八，國際市場挑戰日益嚴峻。從國外進口煤炭已由過去的每年200萬噸左右，增加到2002年的1081萬噸；國外主要產煤國家煤炭企業向大型化、集團化發展，生產技術開始向遙控和自動化發展，進一步拉大了我國煤炭工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