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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遠大訊: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17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認為，“十三五”期間，中國有必要實施空氣污染和氣候變化雙控策略，并建議盡快以能耗總量和能耗強度的“雙控”指標替代現有的節能量指標。

煤炭消費在2013年已達峰值

在當日舉辦的中國低碳發展論壇上，清華大學低碳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表示，如何將經濟放緩、去產能、去庫存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壓力，以及相關的投資拉動轉變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動力，是“十三五”期間經濟低碳轉型和社會綠色變革的關鍵。

何建坤說，新常態下，中高速經濟增長下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率將逐步降低，經濟結構調整將向高端低碳產業發展，創新驅動將全面推動碳強度下降。低碳也將成為經濟新常態下衡量發展的核心指標。

“中國應積極主動實施低碳轉型促經濟新常態發展。”何建坤說，這主要包括：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從“高碳經濟發展方式”轉向“低碳經濟發展方式”;建立安全、高效、清潔、低碳的能源供應與消費體系;實現經濟、能源與環境的協同治理。

2012年以來，我國能耗增速開始大幅下滑。“十二五”時期與之前的十年相比，能源消費年均增速下降幅度超過三分之一。與此同時，能源相關的碳排放增速隨之大幅下降。“十五”和“十一五”期間，能源相關碳排放年均增加4.3億噸CO2，而在“十二五”期間，年均增加2.8億噸。2015年，能源相關碳排放總量與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能源強度和單位能源碳含量大幅下降。

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數據，預計2015年全國煤炭消費量將下降4%左右。并且，2016年發電、鋼鐵、建材等主要耗煤行業煤炭需求都有可能下降。

當日發布的《中國低碳發展報告(2015-2016)》認為，中國煤炭消費總量很有可能已在2013年達到峰值，未來煤炭消費難以顯著高于2013年水平。報告認為，經濟新常態下未來五年經濟增速將進一步下調，從而能源需求總量增速降低。能源消耗增速下降，特別是煤炭消費總量達峰，標志著中國低碳發展進入一個深刻變革的新階段，也是中國碳排放最終達峰的必經階段。

何建坤說，展望未來，“十三五”時期將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兌現國內和國際承諾、實現低碳轉型的關鍵時期。未來五年內包括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單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占比、森林蓄積量在內的低碳發展指標非常明確，而國際氣候變化和國內環境污染治理的雙重壓力將促使我國逐步推廣煤炭消費和碳排放總量控制目標，我國也將采取措施促使能源結構多元化發展。

但上述報告同時表示，當前，我國巨大的能源消費總量及長期以煤為主的高碳能源利用模式導致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嚴重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未來要實現“兩個百年”的既定經濟發展目標，經濟仍要持續發展，對能源的需求還將持續增長，如延續過去的高碳能源利用模式，將給生態環境帶來更大壓力。

“未來必須重塑能源生產和消費體系，從源頭上減少環境污染與溫室氣體排放。”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認為，重塑能源，提高效率和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是關鍵，發展清潔低碳能源是根本，轉變發展方式是前提，引導消費模式是基礎。

治污減碳雙管齊下最有效

自“十一五”開始，中國政府對高耗能工業企業設定了約束性的節能量目標作為考核其節能效果的主要量化指標。

上述報告稱，對10家案例企業的調查發現，用節能量作為考核指標存在三大問題：10家案例企業上報的節能量共分為四類：定比法產品節能量、環比法產品節能量、定比法產值節能量以及環比法產值節能量。采用不同方法計算、不同類別的節能量并不具有可比性;

案例企業通過產量擴張完成了部分節能量目標，而這部分節能量實際是企業應對市場需求的結果，而非節能行動所致，因此無法對企業的節能行為產生強大的激勵作用;

由于節能量類別及計算方法多樣，且計算步驟相對復雜，因此政府部門對節能量的核查難度超過能耗總量以及能耗強度等其他常見的節能量化指標。

齊曄認為，鑒于節能量指標缺乏企業間可比性、無法剔除產量擴張引起的節能效應，且核查難度大，建議盡快以能耗總量和能耗強度的“雙控”指標替代現有的節能量指標。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還對我國可再生能源融資進行了研究，追溯了2013年進入中國可再生能源領域的資金及其流動情況。研究發現，2013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融資總額和投資額比2012年分別增加了0.8%和5.9%。

齊曄介紹，2013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投融資主要呈現以下變化：投資側財政補貼減少，政策支持重點、對象和范圍均發生變化;融資渠道減少，可再生能源融資嚴重依賴于銀行貸款，中小型分布式光伏發電項目融資模式亟待突破;可再生能源發電領域投資減少，非發電領域可再生能源應用投資增幅較大;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能源替代和減碳效果顯著。

“在可再生能源投融資總量繼續保持增長的同時，可再生能源領域急需融資渠道和融資模式的變革和創新�！饼R曄說。

上述報告稱，中國現行的改善空氣質量和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以嚴格控制煤炭使用為核心，其中許多政策都要求企業降低能耗強度(或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和安裝污染控制設備。

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能源研究會常務理事兼新能源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張希良表示，對于中國來說，近期內大幅削減煤炭使用能夠同時減少大氣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但當要把煤炭擠出能源系統時，替代能源的邊際成本將會逐漸上升。因此，需要進一步對大氣污染物和二氧化碳進行有效的減排，分別設置空氣污染治理和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并通過碳價政策來最有效率地實現空氣污染和二氧化碳減排的協同治理。

張希良認為，與其他方式相比，治理空氣污染和二氧化碳減排雙管齊下最為有效。這樣的政策思路將保證中國以最低成本實現2030年的達峰目標，同時為空氣質量改善帶來顯著的協同效益。

張希良說，在實現2030年減排目標的行動中，中國政府還需要進一步強化和細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進一步分解和落實全國及各省區市的減排目標和減排行動，持續推進節能與加強新能源技術的創新，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協調好經濟、能源和環境的問題。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由清華大學與布魯金斯學會聯合創辦，該中心致力于在中國經濟社會變革及維系良好的中美關系等重要領域提供獨立、高質量及有影響力的政策研究。

3月17日，中國低碳發展論壇現場。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供稿：陶賽 編輯：崔亞 審校：駱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