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行業首例債轉股進展順利。山東能源集團財務總監李繼齋介紹，目前債轉股第一階段轉型發展基金項目資金已到位94.5億元，市場化債轉股不僅解決了集團煤炭業務面臨過重的財務壓力，同時還賦予企業更多的發展動能。

　　據上海證券報2月21日報道，山東能源集團“債轉股”是全國首批試點，也是煤炭行業首家案例。隨著去杠桿、債轉股政策推進，山東能源集團在省政府和銀監部門積極指導下，攜手建設銀行，最終達成了此次債轉股方案。

　　2016年11月14日，建設銀行、山東省國資委、山東能源集團共同簽署了市場化債轉股框架合作協議。這是山東省首單市場化債轉股項目，也是全國煤炭行業首單市場化債轉股項目。

　　據介紹，山東能源集團與建行達成的市場化債轉股的基本方式為用新股還舊債。由建行吸納社會資本，通過設立產業基金，投資山東能源集團控股子公司股權、債權資產，用以歸還能源集團銀行貸款等有息負債。

　　引入社會資金以設立產業基金形式進行入股，與《商業銀行法》并不相悖，未來建行將由專門機構負責管理相關業務。根據公告，建行擬成立注冊資本120億元的建信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負責整個集團的“債轉股”業務。

　　根據此次債轉股方案，建行分階段設立三只總規模210億元基金，分別為150億元的“山東能源集團轉型發展基金”、30億元的“醫療并購重組基金”和30億元的“資本結構優化基金（Pre-IPO/PE）”，三只基金將分階段、分別組織實施。

　　據悉，入股企業分別是山東能源集團旗下的新汶、淄博、臨沂和棗莊等四家礦業公司，入股比例不一，基本在10%-20%之間。

　　“截至目前，第一階段轉型發展基金項目已到位資金94.5億元。這也是全國債轉股案例中，資金到位最為迅速的。”李繼齋表示。

　　與傳統債轉股相比，此次債轉股更具“市場化”特征，更加考驗各方商業智慧。

　　“與傳統債轉股不同的是，此次債轉股并非簡單把銀行持有的企業債務轉換為股權。而是由一家銀行引入外部資金，通過產業基金入股目標公司，所得資金用來償還所有銀行的到期高息貸款，并非僅限于合作銀行。”李繼齋表示。

　　山東能源集團旗下公司眾多，如何選擇入股企業以及確定入股價格成為此次債轉股的核心環節。

　　“銀行方面希望能入股集團旗下發展前景和財務質量最好的企業，但這么操作與整個集團利益相悖。集團希望銀行入股可以進行‘葷素搭配’，入股企業既包括優質企業也有中等企業。”李繼齋表示。

　　回憶當時談判磋商時的情形，李繼齋大為感慨：“雙方每天像在自由市場購物一樣，針對每個細節進行反復討價還價，其間充分體現了市場化的原則。”

　　對建行而言，選擇山東能源集團進行債轉股試點，其實經歷了近一年的理論探索和盡職調查。

　　建行項目負責人郭勇認為，在政策研判領域建行在國內是較為領先的，他在2016年初就已經開始學習和探討市場化債轉股的可行性。此后，他注意到，從國家政策層面看，是鼓勵銀行在強周期行業進行“債轉股”的。雖然山東能源集團經營效益在下滑，但是距離徹底轉型還有很遠的路，整個集團仍會有相當長時間的穩定經營期。

　　2016年8月份，借助建行與山東能源集團的長期合作關系，郭勇團隊進行了長達三個月的實地調研。此次調研既包括了山東能源集團經營、財務、戰略等領域，還包括對整個煤炭行業的調研。

　　“經過三個月多方位調研，我們對于山東能源集團的困境有了更清醒和更客觀地認識。”結束調研后，郭勇對此次債轉股有了十足的把握。

　　首先從國家能源結構看，中國不太可能完全放棄煤炭資源優勢，國家能源結構也不可能反轉。整個華東地區屬于國家高能耗企業集中的區域，但是有效供給短缺，嚴重依賴陜甘蒙區域的能源企業。作為華東地區最大的煤炭企業，山東能源集團有著很強的區位優勢。

　　其次，入股的四家集團下屬公司，雖然優劣有別，但整體前景樂觀。“因此，從整個操作看，雙方都將受益，建行風險也較為可控。”郭勇表示，“當然，入股價格還需要根據未來公司經營表現和資本回報來進行掛鉤。”

　　據李繼齋透露：“具體債轉股后固定收益率的高低，會考慮到建行與其他企業合作的情況。如果太高，就會對轉股總額的大小產生一定影響。”

　　此外，此次債轉股的退出方式也凸顯出市場化特色。根據約定：債轉股基金到期前，如果山東能源集團根據規劃完成上市，則能源集團轉型發展基金在二級市場退出；如果未能上市，則通過設定條件由能源集團負責回購或通過基金份額轉讓實現產品退出。這與政策性債轉股約定到期后債轉股股權由母公司直接回購有著本質區別。

　　“因此，退出方式較其他模式還是更加多元化的。”李繼齋表示。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整個集團下屬產業較多，僅煤炭領域已有符合上市的資產。

　　此次債轉股的推進，創造了一個各方利益都得到保障的多贏局面。

　　據了解，此次債轉股本質上是建行通過盡職調研和長期跟蹤，挖掘到了市場忽視的價值。而通過債轉股，建行實際上相當于把這部分價值進行部分兌現。山東能源集團則通過債轉股，使集團降低了資產負債率，優化了財務結構。據測算，全部資金投入后，可將能源集團資產負債率降至67%左右。

　　同時，能源集團有息負債平均年息成本5.5%，集團資金成本壓力巨大，財務負擔異常沉重，嚴重滯緩了企業改革發展步伐。通過市場化債轉股，可降低集團融資成本20個基點以上，節約財務費用支出10億元，有助于企業輕裝轉型、減負發展。

　　更重要的是通過債轉股，實現了扶持企業生產經營，推動企業轉型發展。與建行進行債轉股合作，可大幅提高企業生產經營能力，推動產業升級和企業轉型，有助于聯合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和優勢。同時，通過與建行債轉股合作，可促進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增強活力動力，實現集團規范運營、健康發展。

　　目前，山東能源集團堅持一手抓傳統產業改造提升，一手抓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加快打造大能源、大金融、大服務“三大產業”協同發展格局，聚力構建煤電、新興地產與醫養結合、產融結合“三大一體化產業鏈”，全力建設新疆伊犁、內蒙上海廟、山東棗莊與菏澤“四大基地”，轉型升級步履穩健，發展勢頭強勁。

　　同樣對于建行而言，在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的大背景下，建行與能源集團開展債轉股合作，在幫助能源集團降低杠桿率、改善經營狀況、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時，也可有效化解建行自身的經營壓力，降低不良率，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同時，債轉股基金投資年收益率為5.3%，建行能夠獲得較高回報。這對于整個國企改革也有著積極意義。

　　截至目前，全國市場化債轉股案例已有多家。不僅有建行與山東能源集團的項目，還有寶鋼、云錫等案例。銀行通過引入外部市場化資金，成立基金等形式入股，使市場化方式退出成為主流模式。

　　在山東省內，目前多家銀行都在籌劃債轉股事宜。工商銀行與山東黃金集團計劃開展總規模約100億元的債轉股業務，可使企業杠桿率下降約10個百分點。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也正積極配合總行啟動債轉股工作。

　　郭勇認為，雖然首批債轉股的案例有示范作用，但仍需要因地因企而定，模式很難完全復制。

　　如果銀行對于一個處于經營穩定期的企業進行債轉股，顯然不會有好的風險補償或者安全墊，入股價格就會高。相反，如果對一個難以為繼的“僵尸企業”實施債轉股，則增大了銀行風險，與國家政策也相悖。

　　郭勇強調，債轉股的兩個原則必須遵守。國家政策鼓勵對優質且處于暫時困難期，通過注資能有效改善未來經營的企業進行債轉股。同時，對于銀行而言，與其他機構引領的債轉股不同，需要考慮銀行傳統風險偏好，一定不能忽視資金的安全性。目前看，能源、礦業類企業是最優選擇。

　　從這個角度看，山東能源集團此前的困境屬于對煤炭經濟周期判斷與資金安排出現問題。“應該說，集團現金流始終是不錯的，這也保證了債轉股有著較高的安全性。”郭勇認為。

　　對于入股企業而言，債轉股也僅是其多種財務手段的一種選擇。有投行人士表示，目前市場化債轉股的成本并不低。如果是經營較為正常的企業，從財務成本上看，債轉股的成本偏高，一般超過5%，而銀行貸款大約是4.3%附近。因此，單純跟風“債轉股”沒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