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每產20噸煤，就有1噸來自神東。”作為我國首個2億噸級煤炭生產基地，神東煤炭集團已累計為國家生產清潔煤炭超30億噸。13個“特級安全高效礦井”，12個一級安全生產標準化煤礦，6個煤礦單位安全生產十周年以上，采掘機械化率達到100%，原煤生產效率最高超過124噸/工，主要指標達到國內第一，形成了以千萬噸礦井群為特征的神東模式——這里不僅是我國最大的井工煤礦開采地，更成為世界煤炭行業安全、高效、綠色、智能生產的典范。

　　殊不知，就在30多年前，這片處于陜西榆林北部和內蒙古鄂爾多斯南部的土地還是一片荒蕪。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當地守著“聚寶盆”卻無力開發。上世紀80年代，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和有關部委的支持下，神府煤田開發被列為國家“七五”計劃重點項目，開發大幕由此開啟。

　　當地老鄉口中的“黑石頭”“黑疙瘩”是怎么被發現的？礦區開發決策經歷了哪些波折？拓荒者們又是如何用雙手喚醒沉睡的煤田？多位親歷者為我們講述了當年那些人與事。

　　講述人劉漢武：像當年支持紅軍鬧革命那樣支持神府煤田開發

　　1987年1月-1996年10月，歷任陜西省神府煤田開發經營公司副總經理、華能精煤神府分公司副總經理、神華集團神府精煤公司副總經理。

　　我是一名有66年黨齡的共產黨員，也是神府煤田的“退役老兵”，開發神府煤田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大心愿。

　　20世紀70年代，榆林還是“老少邊窮”地區之一，這片熱土是未被開墾的處女地，但也處于落后閉塞的原始狀況，沒水、沒電、沒路，民間流傳著“神府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掏苦菜”的說法。

　　煤田的前期工作始于1981年至1985年，當時工作量大、面廣，涉及方方面面，地方政府把這些工作列入年度考核任務。比如1984年，當時的榆林行署提出14條神府煤田前期準備工作意見，這一安排對煤田的順利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期間，有很多事情值得回憶。當時榆林有規定，進京不能帶車，地委書記去北京，也只能送到附近火車站坐火車。為了給煤田跑前期，我是第一個帶車上北京的人，給我派了一輛212吉普車。從榆林到北京，開車要兩天時間，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除了自己帶些油，加油需要油票。油票分為本省油票和全國油票，政府重視，特批了1000公斤全國油票，我都舍不得用。

　　在開發前期的四五年里，經委主任、能源辦主任、煤炭局局長等職務成了我的個人“專利”。剛開始我也不知道怎么干，但是我想，只要干就會有辦法。我自己算過一筆賬，如果開發煤田，光是就業崗位就能提供兩三萬個，榆林待業青年的大問題也就解決了。回過頭想想，“干總比不干強”，當時就是這種心理。

　　盡管當時自然條件很差、經濟貧困落后，但是地方政府、人民群眾積極性很高，期盼早日開發，喊出了“像當年支持紅軍鬧革命那樣支持神府煤田開發”的口號。1982年，185地質勘探隊開始地質勘探，任務是11000米，經費和勘探任務捆在一起，超虧不補、節余歸己。當年10月，185隊已完成任務，按規定可以放假休兵，但他們主動要求繼續勘探，經費不足就自行解決，當年12月份提交了《陜北侏羅紀煤田榆（林）神（木）府（谷）勘探區普查找煤地質報告》。這份報告的提前完成，對爭取煤田早日開發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1985年5月15日華能精煤公司在京掛牌成立，陜西、內蒙古分支機構相應組建，煤田開發由此啟動。

　　講述人李智盛：李鵬同志說了一句話：“非常好！”

　　1977-1981年任國務院財貿領導小組副組長，1981-1985年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1985-1991年任國務院能源基地規劃辦公室副主任。

　　神府煤田開發的決策過程我最清楚了。當時，我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這個職位不高，但是非常重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共有三項任務：第一是調查研究；第二，向中央提出決策性建議；第三，負責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會務。神府煤田的開發決策，由中央經濟工作決策機構牽頭推進，足以證明它的重要性。

　　那個年代，我國80%的用能是煤炭，鐵道部就是個“運煤部”，80%的任務都是運煤。當時，山西大同的煤炭開采計劃只有6億噸，開采年限所剩無幾，必須再找一塊新的煤炭基地。我國煤炭主要分布在西部，新疆雖然有煤，但因距離太遠，運輸成問題，最現實的接續基地就是離北京不到1000公里的神府煤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開會時，我就講了這些道理和形勢。我說，咱們想辦法帶著領導去看看。回來專門開一個小組會議，其他同志都同意了。

　　很快，我就陪著李鵬同志來到當地視察。回來當天晚上，李鵬同志說：非常好！你們記住這個“非常好”，李鵬同志認為這是我們國家很有希望的一塊能源基地，這個時候給定論了。為此，我詳細做了調查研究，加上185地質勘探隊的講解，我更是信心百倍，專門寫了一份視察神府煤田報告，并發到國家計委、交通部、鐵道部等部門。

　　我和神木縣的同志說，咱們這兒有希望了，而且將來會有更大貢獻。過去，神府游擊隊起過鬧革命的作用，現在開發這個煤田，將在國家建設時期起到有力的能源保障作用。事實也是這樣，國家對此很重視，報告下午送上去，第二天上午就批了。

　　籌備期間，內蒙古自治區的黨委書記聽說此事，也向國務院匯報：東勝和神府煤田是一塊煤田，地下藏著一樣的煤，能不能把我們也帶上？領導把我叫去，問為什么沒有東勝煤田。我說我只知道神府，因為沒有深入調查研究，不知道東勝和神府煤田是連在一起的。我說既然是這樣，很簡單，中央開會研究，已經寫成的報告添兩個字、一個頓點，“神府、東勝”煤田就可以了，不用大修改。煤層是一樣的，煤質也是一樣的，就這樣有了神府和東勝煤田一起開發的軼事。

　　講述人何永久：煤礦不搞現代化就沒有出路

　　1983年4月-1988年8月任陜西省煤炭工業廳副廳長、煤炭部陜西煤管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1989年5月-1995年4月任華能精煤神府分公司總經理，1990年8月-1995年4月任華能精煤神府分公司黨委書記（兼）。

　　上世紀80年代，起初對神府煤田的開發思路是“國家修路，群眾辦礦為主，地方、部門、集體、個人一起上”。群眾辦礦挖煤，打眼放炮一個人的產量是1噸/天，我不愿意這樣搞。開發只有一次機會，到處打眼放炮把煤田破壞了，以后就不可能搞大規模開發，實在太可惜。

　　搞煤礦現代化有個過程，之前大家不知道它的好處，認為是勞民傷財。實踐證明，不搞現代化，煤炭產量上不去，生產安全沒有保障。我在陜西省煤炭廳分管過安全、生產、基建，感覺煤礦不搞現代化就沒有出路，真的不行。

　　后來，中央提出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推進煤礦現代化。這是鼓舞人心的大事，我聽到這個消息后非常高興。1989年5月組建華能精煤神府公司時，陜西省決定由我擔任總經理，省里對開發神府煤田非常支持。懷著建設現代化煤礦的夢想，我離開省煤炭廳來到神府公司。

　　比如現在有名的大柳塔煤礦，當時條件十分落后，當地沒幾戶人家，就有幾個小煤窯，主要用于群眾做飯取暖。交通不發達，沒有鐵路公路，煤炭價格還不及運費高。礦區吃飯是個問題，連土豆、辣椒都是從外邊運進來的。初期沒有房子，只能住在神木縣城，離大柳塔礦60多公里，中途好長一段路在河道里走，沒有橋，河里發水汽車還會被沖走。

　　礦區建設也處在摸索階段。我在學校學過現代化知識，雖然不多，但到了神府公司，學的東西終于有了用武之地。時任華能精煤公司董事長肖寒同志提出，奮戰十年，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我們很高興，心想不用十年，有個六七年就差不多了。

　　困難不是一天就能解決的，煤炭生產跟打仗一樣，需要吃苦耐勞。很多決策也是在討論、爭論甚至吵架中確定下來。正因為神東公司成功了，有了試點先例，全國才下決心搞煤礦現代化，礦井生產安全、效益好，職工工作環境也改善了，人們才愿意到煤礦工作。“五高”方針也是在那時逐步完善起來，從最早的高產、高效，增加到“高起點、高技術、高質量、高效率、高效益”。神府公司很多事情都是在黨的會議上決定的，每年年度工作總結表彰會議，提出第二年要求，必須執行。

　　我還記得，朱镕基同志視察礦區后說：小何，這次定的建設現代化礦區一定要堅持住，不能動搖。事實上，神東也一直遵照礦井現代化、科技創新的路子，改革從未停止。如今，神東礦區有這么多千萬噸礦井，非常了不起。

來源：中國能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