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月度研判會在北京召開，主題為“雙碳目標與經濟增長”。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長曹遠征出席會議并發表評論。

　　曹遠征指出，雙碳是生活和生產方式的革命，但不要把它變成沖擊性的，它應是靜悄悄的革命。之所以有這樣的擔心，是由于綠色轉型在經濟發展和雙碳之間只有一條很窄的路徑，搞不好能源價格真的會漲上去，而經濟增長真的會掉下去。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根據現場發言，整理主要觀點如下。

      2028年有望實現碳達峰

　　曹遠征指出，國際經驗表明，一旦進入工業化后，尤其是重化工業化后，一國的能源使用總量和單位GDP能耗都會提高，體現為能源生產和消費彈性的提高。由于電力是工業使用的主要能源，電力生產和消費彈性提高更快。只有進入后工業化，服務業成為主導產業，能源生產和消費彈性才開始穩定并趨于下降。正是這個原因，發達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后陸續實現了碳達峰。

　　中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尤其是電力符合這一規律。

　　曹遠征表示，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的重工業再次超過輕工業，能源和電力彈性系數大大提高。“十五”后期達到最高值，2004年為1：1.6左右。也就是說，一個單位的GDP增長，需要1.6倍的能源才能支持。“十一五”期間，當時的國民經濟結構，仍以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為主，并具有自我強化的傾向，當時的能源和電力彈性系數維持高位難以下降。

　　轉折發生在“十二五”期間。曹遠征指出，2013年服務業首次超過工業，成為第一大產業。隨著國民經濟結構這一重大變化，能源和電力彈性系數開始下降，到“十三五”期間基本維持在1左右。由此，煤炭成為過剩產業，需要去產能，2015年煤價也下落到350元每噸，構成了整頓小煤窯、加強安全生產等政策出臺的背景，結果是煤炭企業數目減少，煤炭產能下降。

　　“隨著中國經濟的重化工業化階段進入中后期，服務業日益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能源和電力彈性系數出現了歷史性的轉折，‘十三五’規劃有條件引入了能耗雙控指標，中國有條件考慮碳排放問題”，曹遠征指出。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從2009年哥本哈根的“世界氣候大會”到2015年的“巴黎氣候大會”短短6年間，中國可以從“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轉向可以加入《巴黎氣候協定》，并承諾2030年碳達峰。

　　“從減排政策上看，與2015年相比，目前唯一的變化是提出了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碳中和目標對碳達峰雖然有約束，但從中國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看并不能構成根本性限制”，曹遠征表示。

　　曹遠征指出，從長期看，中國經濟結構變化的趨勢依然指向服務業，能源和電力彈性系數仍然會回到1以內。因此，隨著2035年GDP翻一番，能源和電力也將翻一番，增長部分可以由清潔能源來滿足。預計2028年有望實現碳達峰，碳排放總額為110-115億噸，即在目前93-95億噸基礎上增加20億噸后，然后開啟碳中和進程。

　　防范煤炭價格大起大落

　　“當前能源尤其電力的短缺是短期異常因素造成的，既有供給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擾動”，曹遠征表示。

　　從供給方面看，將減排當成了減煤，“運動式”減碳，使煤炭供給快速減少，引起煤價的急劇上升。動力煤價由今年5月的每噸600多元漲到將近2000元，短短三個月幾乎翻了三番，超出常態。

　　從需求方面看，中國尤其南方省份，因疫情緣故，出口強勁增長，今年1-9月，中國出口增長22.7%，中國出口全球市場占有率上升到14.6%，較2019年提高了一個多百分點，并且多是傳統的工業制成品。

　　曹遠征指出，出口的快速增長，使過去已退出市場的產能重新開工，能源和電力彈性系數再次上升，回到1以上。由此產生了“能耗雙控”超標的風險，促使地方政府“拉閘限電”。

　　曹遠征表示，要警惕短期能源和電力供應緊張對長期政策的擾動。從需求來看，預計明年中國出口的增速會回到個位數，大致在5%左右，對能源和電力的需求隨之疲軟。因此，對當前能源短缺的困難狀況不宜估計過高，反而要防范因價格暴漲刺激煤炭供給過剩，造成明春煤價的再次大幅下跌，防止煤炭生產和價格的大起大落應成為當前宏觀調控的重要議程。

　　大力發展清潔能源，仍需煤電的穩定運行

　　國際經驗表明，全球能源發展方向可以概括為——能源利用電氣化、電力利用清潔化。中國能源發展的趨向與國際經驗一致，雙碳目標的提出也是基于這一共識。

　　曹遠征指出，控制碳排放的著力點主要是電力企業，電力企業減碳的著力點是發展清潔電力，中國由此成為風光電增長最快的國家。發展清潔電力增長的同時，兩個繞不開的問題就更加凸顯：一是電力的不可儲存性；二是調峰的必要性。

　　“在儲能技術不發達的條件下，化石能源尤其是燃煤機組，盡管將來不擔任發電主力，但調峰的需要，也會使得燃煤機組在電力結構中扮演獨特且重要的角色，能起到穩定電網的引領作用，并將長期存在”，曹遠征表示。

　　曹遠征指出，沈陽電網自動跳閘的事件，讓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受制于煤電不能瞬時啟動和瞬時停機的物理特性，電網要為其保持一定的容量。一般而言，60萬千瓦機組通常需要保留30%的容量，百萬千瓦以上的超臨界機組需要更大的容量。這意味著至少30%的火電發電，應始終在電網的負荷之中。如果清潔能源裝機量越大，調峰的需求就越大，電網中火電負荷的維持就越重要，否則電網就會因防止崩潰而自動跳閘。

　　如此一來，倒逼電力價格體制改革變得很重要。曹遠征列出三方面的改革舉措。

　　一是形成煤電順價機制。煤炭是競爭性供給，電力由國家定價，電力價格并不全而反映發電的成本。煤價漲了，電價不漲，使得發電企業沒有積極性，于是自動減少發電，不僅會退出主力能源，還會影響電網穩定的調峰能力。建立市場化的順價機制是克服這一弊端的重要改革措施，目前電價已可以上浮20%，但是電力市場化機制還應完善，實現煤漲電漲、煤跌電跌，應把定價權充分還給市場。

　　二是煤電峰谷差補償機制。為調峰存在的煤電，即使有30%的容量，如果電價過低也不足以覆蓋成本。因此需要有一個較高的容量電價，以維持煤機的運行。換言之，應該補貼煤機，而不是補貼風光電。維持煤機的發電能力既有利于調峰，也有備于不時之需。隨著清潔電力的增長，這一維持電網穩定的能力建設日顯重要，減碳不等于減煤不僅應成為共識，而且應成為行動。

　　三是順勢放開電力市場。發電端和用電端都應通過市場進行電力交易，才能真正市場化，碳的價格才能顯現。電力市場既是個能源市場也是碳市場，碳的排放價附在電力價格上，就像自來水一樣，污水是附在凈水價格上。換言之，只有能源需求才有碳排放，而碳價格作用是影響能源需求來減碳的。

　　“減碳的壓力不僅僅是在電力的供給方，而且也要放在電力的需求方。這里要特別指出需求方對減碳的重要意義，用價格機制使全社會通過節能而減排，這會平滑經濟增長與能源使用間的矛盾，以此使得經濟增長、能源使用與碳減排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平穩發展”，曹遠征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