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煤炭、電力改革和發展的有關專家在接受采訪時說，按照市場化改革的取向，原則上，煤價應由市場供求規律定，電價也應隨著煤價的漲落作適當的浮動。但這需要有個前提：這個市場必須是競爭有序的，參與市場競爭的競爭者是講誠信的。同時，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也應該是有生有死，有進有出的。但是，無論是從煤炭市場看，還是從電力市場看，目前離這個目標都還有相當距離。 

價格賬該怎么算 

為此，專家們強調，在新舊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在煤、電價格調整易牽一發動全身的情況下，調價應慎之又慎。既不要過多地用人為手段去調高煤價，更不能把它當作煤企走出困境的唯一手段，也不要過多地用人為手段去調高電價。 

因為，目前我國的煤炭價格，無論是從放開煤價的過程看，還是與國際煤價相比，都已不低。可以說，是現階段國有煤企在競爭并不激烈情況下仍能實現盈利的臨界點，也是確保我國煤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參照指標。對此，觀察1993年煤價放開以來，國有煤企兩次扭虧為盈，我國兩次出現煤炭進口大增的情況，就可略知大概。 

國有煤企首次實現全行業扭虧為盈是在1997年，再次實現扭虧為盈是在2001年。在這兩次扭虧為盈中有這樣三個近乎相同的特點： 

一是煤炭坑口綜合售價都剛好超過160元／噸。其中，1997年為166.6元／噸，2001年超過160元／噸，2002年為167.8元／噸，雖然，2002年噸煤價格只比上年漲了1.2元，但當年國有煤企實現的利潤卻比上年增長了80％以上。 

二是在1996、1997年煤炭綜合售價達到160元／噸左右時，煤炭市場出現了小煤礦在巨大利潤誘惑下遍地開花和亂采亂挖，同時，國有大礦也出現了忽視安全，盲目增產，事故多發的情況，接著又出現了大增產導致的嚴重供過于求，其中，1997年全年產煤13.97億噸，社會庫存煤炭超過2億噸。緊隨著供過于求的則是煤價的迅速下跌，1998年國有煤企再次出現全行業虧損。2001、2002年在煤價回升至160元／噸后，大量在1998年后三年治理整頓期間被關閉停產的小煤礦出現了死灰復燃，同時，國有大礦也出現了加班加點，拼命生產，不顧安全的情況，其中，2002年煤炭產量僅次于1997年歷史最高點，達13.8億噸。今年上半年煤炭生產仍在以較大的幅度增產。如此趨勢，誰能確保煤炭市場不發生供需平衡向供過于求的逆轉？再說，1998年到2000年，國家為控制煤炭總量，給國有煤企創造良好的外部經營環境，通過實施關閉整頓小煤礦，到2001年才取得了煤炭供求基本平衡的成果，全社會為此付出了巨大成本。在這種情況下，過分抬高煤價，勢必導致小煤礦在巨額利潤驅使下大量死灰復燃，使關閉整頓的成果毀于一旦，這個成本又豈是噸煤價格上調幾元所能收回的。誰來算這個成本賬？ 

牽一發而動全身  

三是去年我國進口煤炭的到岸價（即在我國港口提貨）平均為29美元到33美元／噸，今年進口煤炭到岸價（因海運服務費調整）為32美元到34美元／噸。平均中間價為31.5美元／噸。折合人民幣約為240元到280元／噸。中間價為260元／噸。去掉按國際慣例含在噸煤到岸價中的約占三分之一甚至40％的運費和服務費，進口煤炭坑口價格可以說已和我國煤炭坑口價166.6元／噸，相差無幾。（到2005年，按我國加入WTO的承諾還將取消的部分煤炭進口關稅，以目前的煤炭坑口價到時還怎么與人競爭！） 

再加上進口煤炭質量和服務均要好于國內煤企，因此，在1996年煤炭綜合坑口價升至和超過160元／噸、東南沿海地區煤炭到貨價高達300元／噸時，當年我國進口的煤炭也達到了20世紀90年代的最高水平，為320萬噸，比上年猛增近一倍。2002年隨著煤炭價格超過166.6元／噸，在我國煤炭出口比上年減少的同時，進口卻升到了創紀錄的1000多萬噸。 

三個特點說明，煤炭價格其實也是一把“雙刃劍”，人為輕易上調，痛快、輕松一時，以為只會傷及他人，其實，也會傷及自身。即，帶來經營環境的惡化，國際競爭力的下降。因此，明白此中道理的個別國有大型煤企，針對近期煤炭市場進入淡季的形勢，已開始下調其煤價。 

為什么當前也不能輕用人為手段調高電力價格呢？專家們強調說：一是，電力企業屬公用企業，即使是在目前廠網分開，發電企業已組建為5家的情況下，電廠發的電仍需要通過電網向用戶固定輸送，用戶仍無法根據價格的高低和服務的好壞進行選擇。現代社會，電力滲透到了人們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電價高了，人們就唯有少用電。少用電勢必將影響到人們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基于此，有專家強調，電力市場需要政府對電價實行管制，但是，在對電價進行調整時，除了需要召開有社會各界代表參加的價格聽證會外，也應做到聽證會的過程向社會公開。現在一些地方在進行電價調整時，雖說也開了有各界代表參加的聽證會，但人們往往是事后才知道，為什么要調價的原因仍不清楚。這說明，公開聽證會的過程也同樣重要。 

“一放就靈”莫亂套 

二是，目前我國的電價水平已經不低，以我國東部地區居民用電價格屬最低水平的北京居民電價來說，每千瓦時電價為0.44元，約合5美分，價格絕對水平可說已基本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再按電價支出在人均收入中所占比重來算，我國的電價水平則已高于發達國家。1997年前后，國際鋁錠大量涌進我國，看上去，這是由我國鋁錠價格高于國際鋁錠價格造成的。分析后才發現，造成我國當時鋁錠價格高的主要原因，是電解鋁企業生產用電價格要高于進口國電價。 

之后，在國家協調下，電力企業通過對電解鋁廠生產用電給予價格優惠，才使我國從鋁錠的進口國成為了今天的鋁錠出口國（當然，在目前我國電力供求重新出現緊張，各地大上電解鋁項目導致電解鋁生產能力重復建設的情況下，電力是否需要按國家的產業政策，調整對電解鋁企業的用電優惠政策還需另作討論）。這說明，電力雖然不能大量直接出口，但其價格的高低，同樣關系到我國所有用電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目前我國出口產品中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所占比重還不大的情況下，再調高電價，其結果只會使我國更多行業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喪失競爭力。 

三是，去年下半年以來，為了讓電力企業在實行城鄉用電同網同價的同時，具備對1998年以來實施城鄉電網建設改造所欠近4000多億元債務具有還本付息的能力，國家已經對一些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電價作了調整。在電煤價格連續兩年上漲情況下，要電力企業僅以此次調價所得的收益，再承擔起在目前電力日益緊缺情況下，加快電力發展的重任，確有困難。但如果算上1999年底到2000年初國家在整頓電價亂收費時對各地電價實行的每千瓦時電價平均上調3分左右的調整，應該說，電力企業只要通過深化改革，減人提效，加強管理，經營得當，杜絕浪費，還是有對巨額債務還本付息能力的。 

基于上述分析，專家們認為，在新舊體制轉軌期間，在市場配置機制還未充分建立的情況下，在人們還不明白只要真誠合作就能做到雙贏的道理時，對電煤這一事關國計民生的大宗產品價格放開，也應切忌進入“一放就靈”的誤區。因此，在這個時期，除了需要按照市場化的目標推進企業的改革，使其盡早成為具有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能力的公司制企業外，還應實事求是地根據市場供求，定出一個一碗水端平、又符合實際情況可上下浮動的指導價來，指導雙方通過協商談判來確定最后的合同價格，此外，也要鼓勵雙方在合作中建立起長期的協作供貨關系，直產直銷。而不是簡單采用命令式的方法來協調價格。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必須加強對執行市場游戲規則的監管，一經發現違規者，就給予重罰，以杜絕囤積居奇、價格同盟和待價而沽等現象的出現。命令式的協調看似輕松，但實踐已經證明，只會導致協調不已，爭吵不息，并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