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青年報報道， “4·16”湖南婁底礦難中，礦工聶清文最后關頭留下這樣的遺言：“骨肉親情難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鄧曙華100元，……”。他囑托妻子要帶好孩子孝敬父母，要把他的遺體火化，這樣可以給家里省點錢。    

    按照民間的慣例，沒有欠條的債務人死后，所欠的債就成了“死債”，債權人的那筆債就下了“黑河”，一種最基本的寬容也要求債權人不去追究這點利益。然而，聶清文卻留下了這樣的難以置信的遺言。   

    對礦工聶清文的舉動，大家都萌生一種久違的感動。正如婁底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胡旭曦說的，“那就是我們一些老百姓的生活，你無法不流淚。” 是什么力量支撐著他在生命的盡頭做出了幾乎是人性最耀眼的舉動？    

    很難猜測當時聶清文在想什么，或許只是最樸素的欠債還錢的契約意識在支撐。在法學家的眼中，契約意識是一個市民社會健全發展的基礎。曾有學者提出我國的信用制度之所以建立不起來，是因為我們的鄉土社會缺乏一種信用土壤。事實上，現實生活中最應當講信用的官員、商人等卻違背了這樣的基本準則。正如某些欠債的官員和商人，他們最應當恪守欠債還錢這樣的自然法則，但表現的很令人失望。

    聶清文肯定不知道什么是契約意識，或許只是他樸素的“草民”意識在支撐著中國的信用土壤。或許他當時在黑暗的礦井中只是一種基本的社會責任感，被借債的人也不容易，別人也需要這些錢；或許是一種最基本的感恩意識，不能讓別吃虧；或許只是一種小農意識存在，想走的清清白白，因為他的遺言中還有別人欠他的部分。   

    猜測，都只是猜測！聶清文在生命最后關頭的行為動機已隨他走向了另一個世界，但是他的行為卻體現了一種最基本的責任意識。無論是為了別人，還是為了家庭，都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責任。當我們想通過各種教育來灌輸這種品格的時候，一名礦工卻給我們上了震撼的一課。責任是什么，責任就是離開的時候或臨終之前，還記得要還他人的錢；責任就是恪守人性中最基本的善良的東西。    

    那么好的礦工，那么樸素的做人表達方式。我們似乎沒有力量去譴責讓好人結束平凡人生的礦難，因為頻繁的礦難只能顯示我們譴責的廉價。但是，好人離開時留下的那些東西讓社會感動了，而每個人又應該如何把這種感動轉化成聶清文所表達的責任意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