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呂梁“3·22”礦難再次將人們關注的目光引向煤炭行業。上周五，尚德琪先生在本欄發表《當停產令只是一張紙》，對礦難頻發的原因作了剖析。我贊同尚先生的觀點與立場，但又覺得事情遠非“行政不作為”所致，還須剖析“行政難作為”。 

    3月28日，《中國經濟時報》摘要刊登《煤炭資源環境警示報告》，報告的主要作者———中國煤炭地質總院的田山崗教授警告，煤炭資源的浪費和破壞的實質，是國有煤炭資源的巨額流失和壞賬損失，國有大礦周邊的“寄生性”小煤窯是安全事故頻發的最大隱患。他不加遮掩地披露，中國去年煤炭生產百萬噸死亡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倍，是美國的100倍！ 

    就這樣，我仍想挑明，田教授“100倍”的結論是根據煤礦年死亡6000人的官方數字算出的。可是，煤礦死人被層層瞞報、少報，在許多地方幾乎是一種常態，如果能剔除統計中的水分，田教授的“100倍”將被突破。 

    若說死亡事故不斷與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或執法不嚴厲有關系，是可以成立的，但若把它歸究為主要原因又有些勉強。迄今，大到憲法、小到礦山開采的相關法律法規，再到專門的安全生產法，我們已經構建起一個專門的法律體系。為執行落實上述法律法規，納稅人支付的行政執法成本更是不輕。之所以高層很重視，地方很害怕，執法成本高，效果卻很差，一定還另有原因。 

    任何法律法規在實施過程中所表現的權威與有效性，都與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密不可分。憲法規定，礦山資源屬國家所有。這個國家所有，就是與礦山開采有關的法律法規的經濟基礎。可是，憲法及針對礦山資源管理的專門法，卻沒有明確國家所有的實現形式及開采利用這些國家所有后的收益分配形式。在計劃經濟時期，地方利益無條件服從中央利益———那會兒，上上下下都圍著計劃指令轉，各地區之間的利益由中央計劃實現平衡，誰都不覺得自己吃虧。而到了市場經濟時期，地方有了自己的利益訴求，而自然資源的國家所有制卻長期忽視其中暗含的地方利益。 

    財政分灶吃飯在中國已實施了十來年，國家所有的礦山分布于各地方行政轄區內，地方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守著自然資源受窮？為什么中央政府強令地方關閉小礦小窯的運動進行了一輪又一輪，可到頭來停產令總是一張紙呢？為什么許多地方對停產令采取陽奉陰違的對策，縱容地方小礦小窯大肆掠奪國有大礦的資源呢？如果人們不敢（一味回避）從所有制實現形式和利益分配機制上去問一問為什么，停產令永遠只能成為一張紙！ 

    地方的不甘心還不僅于此。濫采濫挖的情況小礦小窯普遍存在，國有大礦同樣存在。國家拿走了大礦開采的大部分利潤和稅收，可對礦山開采過程中造成的生態破壞卻很少承擔責任。回頭，礦區周邊的農民因生態破壞導致農耕無著只好找地方政府要飯吃，地方又如何心甘？！ 

    中國是個“地大物不博”的國家，尤其是不可再生的自然礦山資源。許多礦山限于目前的科技水平，開發價值不大，但今后未必如此。基于此，我始終認為，礦山資源的開發必須受國家計劃的綜合調控，小礦小窯必須無條件關閉。但是，國家得同時建立利益補償機制，并承擔大礦開采的生態成本，并對大礦周邊的貧困農民提供轉移支付。有了這個前提，才可理直氣壯地追究地方行政當局的不作為責任。  (魯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