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挖了幾十年煤之后，山西眾多采煤區的人們發現，他們正在失去居住的家園。縱橫交錯的裂縫撕開了房屋，一個個黑洞侵吞著賴以生存的土地。地下支零破碎的采空區已難以承載地面的負重，大地正無可避免地下陷。

    “隨之陷落的還有整個山西的經濟，甚至還有山西人的信心。”山西新聞界的一位記者這樣認為。

    據資料顯示，從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８年的２１年中，山西的綜合經濟實力由全國第１６位一路下滑到第２６位，平均兩年落后一位。更為突出的是，這里的城鎮居民收入長期滯后，１９８０年排位第２３，１９９８年排到第２９。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則連續２年全國倒數第一。即使在２００２年山西經濟奇跡般地出現″拐點″，但也僅排在全國第２７位。

    數字不客氣地敲打著山西人的心：究竟是誰導致了山西的陷落？

    回顧２０多年來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的歷程，煤似乎難逃干系。

    似乎是作為一種補償，在這塊被黃土深深覆蓋，表面千溝萬壑看似貧瘠的土地下卻埋藏著富庶的煤海。有人形象地稱之為“煤堆上的山西”。據統計，山西煤炭儲量在２０００億噸，全省１１８個縣中９４個地下有煤，共有大小煤礦４７６０多個，其中鄉鎮煤礦３７７１個。２００２年全省共產煤近４億噸，占全國的３０％；外調量２．７億噸，占省際煤炭外調總量的７０％；出口４３３０萬噸，占全國煤炭出口的５０％。無論從哪個方面講，山西煤炭都可以說在中國能源市場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對山西來說，煤更有著關乎興衰的地位。作為山西最大的支柱產業，煤炭工業的起伏與山西經濟基本上呈現同向波動態勢。煤炭工業增加值占全省工業總量的比重，最低年為２７％，最高年為３６％。再加上與煤緊密相關的煤炭轉化和高耗能工業，煤在山西經濟中的份量顯而易見。

    然而說起煤，山西學者官員總是顯得沉重而苦澀。在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約見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董繼斌教授時，一聽是要采訪山西的煤，他在電話中便不由得苦笑了一下。在與煤打了２０多年交道，甚至因此而成為中國能源經濟學創始人之后，他依然無法對煤給山西帶來短暫快樂后的痛苦和災難釋懷。

    董繼斌將山西２０年發展戰略歸結為：８０年代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發展戰略和９０年代的基礎設施主導發展戰略。

    他回顧說，從上世紀７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末整整２０年間，能源基地戰略始終是指導山西社會經濟發展的綱領。盡管此階段山西得到國家的大力支持，爭取到大量的投資，但山西落后的根子也就此埋下。

    “以煤為綱”的發展思路使山西的產業結構嚴重失調，受“有水快流”、“國家修路、群眾挖煤”等政策的影響，許多地方把開發煤炭作為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選擇和工作重心，能源基地戰略被嚴重扭曲，形成了大面積、粗放型、高強度、群體性的能源開發格局，地方投入結構與國家投入的方向、重點高度趨同，傳統的產業優勢和產品優勢逐步喪失，導致山西失去了諸多發展機遇，加劇了產業結構的不協調和單一化，形成了以煤炭資源開發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建立起以煤炭為單一支柱、產業結構高度雷同的區域經濟體系。

    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之后，全國開始了新一輪的發展熱潮。山西也相應提出了以調整結構為主導的經濟趕超戰略。然而主觀的發展愿望由于缺乏堅實的經濟基礎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在新的經濟增長點難以形成的情況下，全省經濟工作的重心、投資導向與發展重點仍然繼續放在了基礎設施的建設項目上，本質上仍然走了“挖煤、發電、引水、修路”這樣一條以基礎啟動、鋪攤子、上項目為核心內容的老路。

    盡管這些舉措對改善基礎環境條件成效明顯，但由于經濟工作的重心并沒有適時轉移，沒有全力培育可拉動經濟增長的產業性因素，相反，不顧財力和能力所限，攤子越鋪越大，政治運動式的基礎設施建設脫離了為經濟發展服務的目的而成為政府的最終目標追求，不僅超出了地方財力的負荷，更影響了對其他產業的投入。

    董繼斌曾對山西一度在建的１４００多個項目進行調查，發現總投資在５００萬元以上的項目中，屬農林水、能源交通項目的在建規模占到８３％，而建設周期短，經濟效益好的加工制造業投資項目比重不足２％，機械、電子以及高科技產業的項目投資比重不足５％。

    在山西有這樣一種說法甚是流傳：一些山西人抱怨，山西今日的貧窮源自多年來向國家做了太多無私的奉獻。

    確實，山西作為全國能源重化工基地，過去乃至現在都在為國家做出巨大犧牲。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價格雙軌制下，山西長期低價輸出能源產品，而同時由于自身結構畸重，輕紡工業消費品６０％以上需要從外省調入，又只能高價買進消費品，使山西蒙受了嚴重的雙向價值流失。據統計，僅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８年９年間流失金額就達６５４億元，年均流失７２億元以上。

    對山西經濟是不是注定是“犧牲經濟”，是不是宏觀政策出現了誤區，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人稱“改革老將”的呂日周有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全面的，關鍵在于山西的認識是不是全面。不能只看到確保中央計劃的必要性，而看不到維護地方利益的合理性。沒有地方經濟的持續發展，沒有勞動者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建成一個支持全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基地是不可能的。

    就是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多年來卻為山西的決策者所難以突破。呂日周對記者說，在眾多干部中形成的為國家就等于為山西的思維定勢，使得許多人不敢去探索中央計劃與地方利益相協調之間的廣闊空間，不承認這一空間，不研究這一空間，甚至以為探索這一空間十分危險，可能影響到自己的仕途，或者丟官。他們中有些人還為自己的“不作為”找出種種理由，諸如以“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全局”、“為了整體”、“發揮政治優勢”之類的言辭來掩蓋這一本來應該處理好的矛盾，還常找一些比較利益、區位優勢之類不切實際的理論，給既定的政策作注腳。

    決策者的優柔寡斷讓山西陷入煤炭經濟的怪圈難以自拔，更使山西喪失了一次又一次發展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