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燃燒之后，所留下來的灰渣，在舊時除去可以墊地、和泥之外，基本沒有什么用處。一般人家和店鋪大多棄置于門外或垃圾堆。特別是在居民集中和店鋪作坊較多的地方，煤灰日久成堆，影響衛生，妨礙交通，給居民及行人帶來極大的不便。舊時代由于北京城內居民燒煤取暖做飯，其煤灰堆遍地皆是，加上拾煤渣者翻來撿去，風天灰飛撲面，夏日雨天污水橫流，甚至灌入住戶房內，這成為北京的一大難題。北京的煤渣胡同就因煤灰的堆積而得名。據《京師街巷記》一書講：煤渣胡同“在米市大街之西，東與無量大人胡同對峙。此巷路北在前清咸豐時，有鑄鐵廠，堆積煤渣甚多，則煤渣胡同得名所由來也”。

有些地方的煤灰堆，是非常出名的。像清咸豐年間四川云陽縣有個叫云安場的地方，其水邊就有幾個大煤灰堆，當地稟生陶壽朋寫了一篇《云安場風土記》，專門記述煤堆的情況。該《風土記》講：“水濱有大碼頭、高碼頭、火碼頭，碼頭崇二丈許，廣亦如之，皆灶出煤灰積累而成”。使人稱奇的是，由于灰堆中還有煤粒，有時自燃發火，甚至發出如雷鳴般響聲：“（灰堆）其中有火，四時不熄。至五六月雨甚，河水暴漲，灰堆為水所沖擊，砰然有聲，聲聞數里，如雷之震”。有位姓楊的鹽務官還做了一首《灰雷》詩，另有一些文人紛紛效仿，作詩唱和。令人稱奇的是，這里的幾個大煤灰堆，竟然成了拾煤渣的窮人和乞丐們的樂園。“每當隆冬盛寒，丐乞多臥其上，且能因其熱以作食”；“窮檐婦孺，以拾煤為生計，雖蓬首垢面，終日坐食于涂炭而嘻嘻然不知其苦者，良以利源所在，取攜甚便耳”。那些衣食無靠，蓬頭垢面的窮人自由自在地在這里翻拾煤渣，冬天倒臥在煤灰堆上以御寒，甚至借煤火煮食做飯。可見這里的煤灰堆之大，以及當地人民生活之貧困。《云安場風土記》正是當時人民困苦生活的一個縮影。

有些臨河居住的民戶，因不斷地向河中傾倒煤灰，年月積久，煤灰越累越多，就造成河道阻塞，洪水一來，水災必定隨之而來。這樣的事例并非少有，而比較典型的則是乾隆年間，平定縣城因煤渣堵塞河道而受到洪水危脅的事。

山西平定縣城內有條河名嘉水，兩岸居民多傾倒煤渣于河畔，日久而塞積成堆，洪水一來便因河道不暢而沖壞民居。僅清乾隆年間，就有三次因此而發生水患。特別是前兩次，為害甚巨。據乾隆《平定州志》卷3記載：“吾州治在萬山中，下城為山水合流之沖，一遇大雨兩岸暴漲，居民頻河者不堪苦矣。顧閭閻日用俱以石炭為炊，而釀家尤甚。煤結成灰，憚于畚鍤輒委于河畔，終歲缺雨，填塞成堆，河渠上近民居，僅三五尺許，何能當山水之驟發哉？夏五六月一遭猛水，南居者沖崩覆壓之害十室而九，甲子、丙子之變可鑒矣”。

這里講的甲子、丙子之變是指乾隆九年（1744年）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洪水因煤渣阻塞而沖毀居民房屋的事故。從“沖崩覆壓之害十室而九”分析，如此多的居民深受其累，說明煤渣阻礙河流的危害實在嚴重。因此歷屆平定州的州官，都把清除煤灰堆塞，疏浚河道做為治理地方的一件大事。后來由于加強疏通，在乾隆午壬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夏六月，“嘉水夜半大發，民不及逃，幸前牧王應超、署牧勞宗發及時州牧先后挑浚，尚不為患”。看來這一次還沒造成大的損害。

盡管每任官吏都注意這個問題，但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到了道光年間，知州錫麟鑒于“城中嘉河煤渣淤塞，兩岸居民累受水患”，而下令嚴禁在河畔傾倒煤渣，并且集資購地二百多畝，以地畝租課作為修理河道的經費，這樣基本上制止傾倒煤渣的現象，“嗣后永絕水患“。為此當地還立下石碑，記錄了此事，并稱頌他的政績。

不僅如此，清代宮內的煤灰堆，竟然造成一個內監逃走的事件。此事發生在清雍正十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允禵使用的太監李鳳森”乘夜跳墻逃跑，后被抓回。皇宮城墻高大，他是如何能翻過高墻逃走的呢？據他交待，由于在墻根下傾倒煤渣灰，煤灰堆得很高，被太監李鳳森抓住機會，從煤堆攀上高墻。此事引起了宮廷的重視，除迅速運走了煤灰外，還加強了管理，以避免類似事變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