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起，礦難逐漸占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年年“榮躍”我國十大災難的榜單。根據政府的統計，２００４年１月至１１月間，我國共有５２８６名煤礦工人死于事故。我國從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底共發生一次死亡１０人以上的特大煤礦事故１８８起，平均４到７天一起。２００３年世界煤炭產量約５０億噸，我國煤炭產量為１６．７億噸，約占全球的３５％；全球煤礦事故死亡人數約８０００人，我國為６４３４人，占全球的近８０％；我國的百萬噸死亡率接近４，是美國的１００倍，南非的３０倍（２００３年美國為０．０３９，俄羅斯為０．３４，南非為０．１３）。考慮到尚有不少瞞報和謊報的情況，實際死亡事故數和死亡人數要遠大于這個官方統計數。

我國煤礦工人做出的貢獻和犧牲是顯著的、巨大的。中國，這個堅忍的民族一直不乏制造世界奇跡的勞動者。但是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經濟增長，這樣的成果讓人震撼，更讓人痛心。礦難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卻在中國演變成“惡魔的夢魘”，揮之不去。同樣的工作，迥然的結果，排除技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礦難更像是人禍而非天災。實際上，礦難是我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由于存在體制上的缺陷而帶來的一種陣痛。

對礦工選擇的理性分析

煤礦工人的處境無疑是值得同情的，美國目前共有煤礦工人９．５７萬人，他們的工資收入豐厚，一個經驗豐富的礦工，年收入最高的可達１０萬美元，新手的年薪也能達到４至６萬美元，而我國煤礦工人的月平均工資不到２０００元。

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煤炭工人的存在有經濟上的合理性：首先，按比較收入計算，全國采礦業平均工資為１３６８２元，而農林牧漁業平均收入僅為６９６９元，這一差額在農林牧漁業不發達的農村地區，足以吸引農村勞動力進入煤炭行業；其次，據統計，２００３年，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約有１億，除去進城務工人員，剩余勞動力仍然非常可觀，煤礦行業仍然是吸引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行業，從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我國采掘業從業人員就增加了８萬多人，達到３８７５６５４人，同比增長２．１４％；第三，近年來，農業發展落后，鄉鎮企業的規模不斷縮小，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下降，大量剩余勞動力不得不流向煤礦行業。

理性的選擇不代表選擇的合理。雖然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國家都有規模不等的煤礦工人隊伍，但要論礦難之高，我國的情況是最讓人震驚的：２００４年，先后發生了北京大安山礦難、河北邯鄲礦難、河南大平特大礦難、河南平頂山礦難、四川彭州礦難以及死亡人數達１６６人的陜西陳家山煤礦事故。２００５年以來，礦難消息仍然不斷，其中遼寧阜新礦難死亡２１４人，成為建國以來第二大礦難。礦難分布范圍之廣、災情之嚴重，都表明我國煤礦行業在管理上、制度設計上是存在問題的。

對礦難的制度分析

各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都有自己的特點，按照平均利潤原理，從長期來看，各行業勞動力的分布肯定會達到一個均衡點。如果煤礦行業真的存在極大的不合理性，長此以往，煤礦工人肯定會消失。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由于資源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短期內我國這一行業不存在消失的問題，因而礦難的異常性存在可以歸結于行業規范和制度設計存在缺陷上。在行業規范方面，煤礦行業中真正市場化的只有物——煤礦資源、勞動者，煤礦資源的所有者、管理者、生產者，包括勞動者自身，在進入市場、在市場上競爭及退出市場的過程中都存在明顯的非市場化痕跡；從制度設計來看，借用公司治理的思路，可以看出煤炭行業存在嚴重的問題。

理想的企業結構中，煤炭資源所有者、煤礦工人、煤礦公司、監督者四者之間構成了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這種結構保證任何一方都會受到其他方的制約，如果一方違反規則，就會受到其他方的懲罰，四者中一方有問題，就會導致任何三者之間形成的制衡關系破裂。比如，如果煤礦公司負責人與煤礦所有者之間勾結形成聯盟，四者組成的三角制衡關系就被破壞了，只剩下煤礦工人、監督者與該聯盟三者之間的制衡。由于目前我國的煤礦工人供過于求，且沒有形成有效的組織，力量較為分散，很難與該聯盟進行抗衡；而監督者一般受所有者的影響較大，難以保持獨立的立場。這樣，不僅煤炭工人的處境比較困難，且由于煤炭是一種稀缺但在短期內無限供給的資源，煤炭公司由于資源的壟斷而獲得暴利。正是這種壟斷地位，使得一些企業過分注重短期內的獲利，而忽視技術投入，疏于安全管理。

這種制度上的缺陷可以由于監督者的強大而得到彌補。如果監督者與所有者分開，比如成立像證監會、銀監會這樣獨立的監督機構，所有者將權力賦予監督者，同時也接受它的監督。這樣，煤礦公司、煤礦工人、監督者構成兩兩相互監督的關系。當然這里的前提是：煤礦工人與監督者都足夠強大，并且監督者能保持獨立的地位。事實上，我國已于２０００年設立了煤礦安全監察體制，但是目前這種監督力量總體上還是比較薄弱的。上面構造的三角關系事實上不堪一擊，煤礦公司一枝獨大。在制衡力量缺失的影響下，為了短期的利益，很多煤礦企業和公司鋌而走險，悲劇也就在所難免。

礦難能否根除，取決于制度設計合理與否

三角形結構是數學中最穩定的結構。可以認為，監督、管理力量薄弱，有效、規范的制度的缺失，是目前我國礦難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要根除造成礦難的人為因素，就必須通過制度架構，對煤礦行業的無序行為加以引導，借助制度的力量使煤礦行業的管理規范化、長期化。

１．有效的制度是一種外部效應很強的公共資源，需要政府加大投資支持力度。與其他行業相比，煤礦行業分布的地方多在山區，基礎設施較差。煤礦工人生活、工作環境的改善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這些投資雖然在長期內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投資產出效益巨大，但套用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的一句話——“長期我們都死了”。短期內煤礦行業的投資效益較低，在爭取政府投資和獲取公共資源上，煤礦行業并不具優勢。加上煤炭的市場價格又沒有真正反映行業的成本補償，政府需要像對待其他公共資源部門一樣，加大對煤礦行業的補貼力度。

２．開拓多渠道的技術支持途徑。在發達國家，煤礦行業很早就被認為是技術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行業。如果要保證工人的安全，就必須在技術投入上不遺余力。但目前我國的煤炭價格已經由市場決定，買一斤坑口煤只需人民幣１毛錢的價格，要收回技術投資，對私營、小型企業來說，是很不現實的。何況對每一個煤礦來說，發生礦難的幾率是很小的：目前全國共有６００多處國有重點煤礦礦井，２６００多處國有地方煤礦礦井，２．２萬多處鄉鎮、個體煤礦，而截至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１日，礦難共４３起。這種整體與局部的矛盾，使得煤礦企業更容易采取短期行為，為了獲取暴利而忽視技術投資。政府對煤礦行業的技術支持可以通過稅收、良好的融資體系等加以支持，以經濟、法律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

３．制度的形成取決于監督方、煤礦工人力量的強大，應通過制度設計保障弱勢群體的話語權。目前，煤礦工人的福利待遇是最差的。長期在井下工作，使他們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傷，一些小型、私營煤礦企業往往沒有任何保險、退休福利。短期內過剩的勞動供給，使得煤礦工人選擇了這一行業，但是從長期、整體來看，煤炭工人往往會覺得自己很冤，因為勞碌一生，他們實際上僅能維持生存，與其他行業的差距太大。這種差異也就導致了一種奇怪的局面：我們一面在痛心和同情著煤礦工人的境遇，另一面卻在詫異，為何仍然有無數的煤礦工人前仆后繼。短期的生存本能與未來的生活向往，激化了煤礦行業與其他行業的差距。建立市場經濟的根本，是解決人格問題。煤礦工人作為弱勢群體，更需要依賴制度化的力量消除競爭起點、過程中的不公平。

礦難的悲劇在于，制度的缺陷使人的行為短期化。礦難能否根除，取決于制度設計合理與否。我國煤礦行業的市場化程度較低，還沒有進入產業化的階段，所有者與監督者職責不到位，煤礦工人也沒有成長起來，制度的力量較為薄弱。制度變遷理論的代表人物諾斯曾經強調，技術的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如果人們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的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同樣，人的市場化往往也需要制度和體制的維持。而制度與體制事實上起到了引導人們、企業往前看，將正義的軟力量硬化、長期化、有形化的作用，這或許也是最終解決礦難問題的持久性力量。

（作者楊宜勇 李宏梅：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