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時期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分析

    劉樹成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研究員

    張曉晶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室主任研究員

    張平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助理研究員

    基本結論：

    “十一五”期間，潛在增長率將在9%，適度增長區間在8%-10%。

    “十一五”期間，周期波動的特點呈現為高位增長、強幅波動。

    “十一五”期間處于經濟開放的新階段，面臨著外貿與外資的沖擊。

    “十一五”期間的政策重點是謹防新一輪的經濟過熱。

    “十一五”期間的政策目標是實現周期波動在適度高位的平滑化。

    一、潛在增長率的測算

    綜合我們的分析，HP濾波法得出以9%為中線的適度經濟增長區間8%～10%，生產函數法(林毅夫等的估計)得出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為8.56%，菲利普斯曲線法得出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為8.9%。如果我們以簡單的平均遞增法來計算1978～2004年GDP增長率的年均遞增速度，則為9.4%。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看，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情況看，當經濟增長越過9%時，就會出現局部過熱，引起煤電油運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給緊張；當經濟增長沖出 10%時，就會出現總體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經濟的大幅起落；而當經濟增長低于8%時，就會出現通貨緊縮，就業壓力明顯增大。根據以上各種計算和實踐經驗，“十一五”期間，潛在經濟增長率可把握在9%，適度增長區間可把握在8%～10%。

    但是，若從未來的更長時期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可能會有所降低。這是因為：

    1)消費需求的高質量化。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費需求將從“量”的提高上升到“質”的提高。對一般消費品的需求不再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而是“從有到好”、“從多到高”。這在客觀上將會抑制未來一般消費品生產的增長速度。

    2)資源約束的強化。隨著前期經濟的長時間高位增長，資源約束會越來越強，在客觀上就要求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整個經濟增長質量。

    3)投資預算約束的硬化。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市場化的推進，必然會使企業的軟預算約束不斷地“硬化”，企業需要為自己的投資行為真正負起責任。同時，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也為防止外部風險，需要不斷矯正資源配置中的種種扭曲，如要素價格的扭曲、政府的隱性擔保等。這些都會抑制投資沖動，減少投資的盲目擴張。

    4)人口的老齡化。隨著2013年之后中國開始逐步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人口增加，這一方面會使整個國民儲蓄下降，另一方面是老年撫養比上升，都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

    二、周期波動的特點

    “十一五”期間，以房地產和汽車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升級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與之相關的，周期波動則呈現出高位增長與強幅波動的特點。

    1)高位增長。

    以房地產和汽車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升級對整個經濟增長具有廣泛的和持久的推動力。以房地產為例。房地產投資的周期較長，其產業關聯度很高，所帶動的產業鏈很長。在房地產投資與鋼鐵、水泥、有色金屬、化工產品等原材料及電力之間，以及進一步與金屬礦石、非金屬礦石、煤炭、石油等礦產品之間，產生相互推動的產業循環。就汽車產業來說，與其直接相關的產業有合成材料工業、輪胎制造業、鋼鐵工業(以薄鋼板和鋼帶等汽車用鋼為主)、機械工業中的機床工業(特別是數控機床)、石油開采及加工業、儀器儀表產業等，此外還有圍繞汽車發展起來的服務業群體，如高速公路、加油站、快餐、汽車修理等。

    同時，中國正處于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的時期，對房地產(特別是住宅)和汽車的潛在需求很大，會進一步促進它們的發展。從住宅的潛在需求看，據有關專家估算(王國剛，2005)，在未來20年(到2025年左右)，現有城鎮家庭(1.55億戶)以每戶100平方米計算，需要住宅155億平方米，而目前城鎮住宅存量為90億平方米，二者差距為65億平方米，20年內每年需要建設住宅3.25億平方米；如果加上未來20年城鎮人口以每年0.8個百分點增加，到時城鎮家庭約2.61億戶，以每戶100平方米計算，需要住宅260億平方米，與目前城鎮住宅存量90億平方米相比，缺口達170億平方米，20年內每年需要建設的住宅上升為8.5億平方米；如果再加上城鎮拆遷、危房改造等，則每年需要建設的住宅應在10億平方米左右。而近幾年，全國城鎮每年新建住宅面積只有5～6億平方米，遠不能滿足需要。

    從轎車的潛在需求看，據有關專家估算(福格爾，2001)，美國從1910～1970年對轎車的收入彈性為2.6，如果今后中國的人均收入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同時中國收入增長對轎車需求的彈性也和美國上述時期相同的話，到2015年，中國每年將購置1000萬輛轎車，而目前中國轎車的生產能力只有每年 150萬輛(2002～2003年的平均產量)。這就意味著，在未來15年中，中國轎車的生產能力需要增加6倍。如果中國年均6%的經濟增長能夠持續到 2024年，轎車收入彈性不變的話，到時中國對轎車的需求將達到4500萬輛，相當于目前全球轎車保有量和購買量。盡管就現實的發展看(出于資源、能源、環境等方面的考慮)，中國未來轎車保有量恐怕會小于這個預測數，但其潛在需求的巨大是可以肯定的。

    總之，從房地產和汽車這兩個產業自身的產業鏈特點及未來潛在需求看，蘊涵著較為持久的經濟增長潛力。

    2)強幅波動

    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是，以房地產和汽車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升級對整個經濟具有高位增長作用的同時，它們還具有強幅波動的特點。這是因為以房地產和汽車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升級這一技術沖擊因素，在其傳導過程中會具有放大效應或過度擴張效應，隨后會遇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如需求制約，特別是資源制約等。

    房地產和汽車的投資與生產在其傳導過程中之所以會具有放大效應或過度擴張效應，是因為：其一，產業內的獨立循環。房地產和汽車的產業關聯度很高，在其投資和生產過程中，與原材料、能源、礦產品等投資和生產之間所產生的相互推動的產業循環，具有產業內相對獨立的內部循環性。在這個相對獨立的內部循環中，會形成“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滾動擴張。其二，需求的夸大。房地產和汽車的投資與生產不僅是根據其現期需求，而且是根據其預期需求進行的。在其現期需求和預期需求中，甚至還會包含投機需求。在其需求旺盛的情況下，市場會充滿樂觀的預期，由此，對房地產和汽車的實際需求會被夸大。這時，在高價格、高利潤的驅使下，會進一步推動房地產和汽車投資與生產的盲目過度擴張。其三，金融的推波助瀾。在市場前景看好的情況下，金融企業為獲取自身的贏利，會從金融角度支持房地產和汽車，以及與它們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的過度擴張。

    這種過度擴張，隨后會遇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主要有：

    其一，需求制約。對房地產和汽車的有購買力的實際需求，是與人們一定的高收入水平、一定的收入積累、一定的信貸支持和自身負債能力，以及一定的相配套的基礎設施條件(諸如社區服務設施、道路、停車場等)為基礎的。在一定時期內，人們的收入水平、收入積累和負債能力是有限的；金融企業從其自身獲利出發，對經濟風向的變動最為敏感，信貸條件是最易變化的；同時，相關的基礎設施條件也不是一下子能滿足的。因此，對房地產和汽車的購買熱潮具有一定的階段性，而不可能像中國20世紀80年代對百元級、千元級的小型和中型耐用消費品的購買那樣一浪緊接一浪地排浪式進行。而一旦房地產和汽車的需求發生階段性變化，將造成房地產和汽車在短期內的產能過剩，導致其投資與生產的劇烈波動，同時也帶動各相關產業的連鎖波動，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美國20世紀20年代房地產和汽車的大發展，及其后1929～1933年的大危機和大蕭條，最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

    其二，資源制約。房地產和汽車的投資與生產的擴張，產生了對各種原材料、能源、礦產資源和土地資源等的高消耗，還有相應的對環境的高污染。這其中有許多資源對一國或一個地區來說是稀缺資源，同時也是不可再生資源。當其中某種重要資源的供給缺乏彈性或完全無彈性時，整個產業鏈的運轉將難以進行。當國內資源不支撐而需要依靠進口的情況下，大量的進口將會使國際收支狀況惡化，同樣會阻止國內經濟增長。日本在1955～1973年近二十余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大量依賴石油的進口。每當投資旺盛、經濟增長加速時，就因大量進口而產生國際貿易收支的嚴重赤字。在這二十余年中，曾五次(1957年、1961年、1963 年、1967年、1973～1975年)因大量進口所產生的國際貿易赤字而不得不進行緊縮性的經濟調整。

    在各種資源當中，特別是土地資源，涉及到農業和糧食問題。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房地產投資和整個投資規模的過快增長所造成的土地資源的過度占用，是難以承受的。除各種自然資源外，房地產和汽車的投資與生產的擴張，以及所帶動的整個投資規模的過快增長，還使用了大量的信貸資金資源。據專家估計，中國每年房地產開發投資中，大量資金來自銀行信貸，包括房地產開發企業從銀行直接得到的房地產開發貸款、流動資金貸款，以及通過賣“期房”而間接得到的居民購房消費貸款。這就容易積累銀行的潛在金融風險。

    總的看，在市場經濟下，在消費結構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級，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的時期，即一般所說的工業化中期，是經濟波動幅度最大的時期 (劉樹成，1996)。上面所提到的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初所發生的大繁榮和隨后的大危機、大蕭條，就是處于美國工業化中期階段的事情。中國現在正值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時期，客觀上說，正是經濟波動幅度加大的時期。

    綜合以上分析，“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的高位增長包含著一定的客觀因素，以房地產和汽車為代表的產業結構升級對整個經濟增長具有廣泛的和持久的推動力；但是，與此同時所具有的強幅波動特點，卻是對經濟平穩運行的一種新挑戰。為了既保持經濟的適度高位增長，又避免強幅波動，必須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決不能以為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經濟快速而平穩地增長。

    三、外部沖擊

    “十一五”期間，中國處在經濟開放的新階段，將面臨外貿與外資方面的沖擊。外貿沖擊主要體現為貿易依存度過度、貿易摩擦加劇；而外資沖擊則主要體現為非FDI資本(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非FDI資本=證券投資+其他投資+證券和遺漏)流動規模的擴大帶來的挑戰。

    從外貿看，目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已經很高，由1978年的不到10%(9.8%)，上升到1990年的30%，又上升到 2000年的44%，2004年高達70%。在出口方面，我們將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摩擦問題；在進口方面，將面臨國際上石油、礦產品、糧食等重要戰略資源的價格與供給保障問題。因此，需要對外貿的高度依賴進行必要的調整，在促進進出口繼續適度增長的同時，要注意防止外貿沖擊對經濟增長和波動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貿易增長應由關注貿易順差轉向貿易平衡，由關注貿易額轉向提高貿易質量、增強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從外資看，隨著2006年底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加上資本賬戶的逐步放開，今后，外資流入除采用FDI(海外直接投資)形式之外，將更多地采用非FDI形式。非FDI資本由于包含了所謂的熱錢，具有更強的投機性，因此對經濟穩定的沖擊也會更嚴重。因此，在對外開放新階段，應加緊完善針對非FDI的監控體系，防止非FDI的大進大出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負面影響。

    四、政策重點：謹防新一輪過熱

    “十一五”期間，有幾件“大事”，如2006年開始實行第十一個五年規劃，2007～2008年黨政換屆，2008年奧運會等，所有這些因素集中起來有可能推動經濟增長的新一輪“大起”。以“換屆”來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波動的幾次“大起”，如1983年GDP增長率上升到10.9%， 1987～1988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1.6%和11.3%，1992～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也都含有“換屆” 因素的影響。為了防止2006～2008年經濟的“大起”，以及避免隨后2009～2010年可能出現的“大落”，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患于未然，特別是防止各地借機追求政績，大興土木，大上項目。因此，我們的政策重點應該是謹防新一輪過熱，較好地調控2006～2008年可能出現的“大起”，從而為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經濟平穩增長創造良好的條件。

    五、政策目標：實現周期波動在適度高位的平滑化

    所謂“經濟周期波動在適度高位的平滑化”，是指經濟在適度增長區間內保持較長時間的平穩增長和輕微波動，使經濟周期由過去那種起伏劇烈、峰谷落差極大的波動軌跡，轉變為起伏平緩、峰谷落差較小的波動軌跡。

    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在改革開放前后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改革開放前，其突出特點是大起大落，且表現為古典型周期(即在經濟周期的下降階段，GDP絕對下降，出現負增長)。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特點為波幅減緩，并由古典型轉變為增長型(即在經濟周期的下降階段，GDP并不絕對下降，而是增長率下降)。總的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呈現出一種新態勢：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縮小。

    2002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8.3%，開始進入新一輪周期。2003年、2004年、2005年經濟增長率均為9.5%。這樣，中國經濟連續保持了三年 9.5%的適度高位平穩增長，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還是從未有過的。克服經濟的大幅起落，實現經濟周期波動在適度高位的平滑化，是人們一直所盼望的。“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有可能出現兩個新特點：一是在波動的位勢上，有可能實現持續多年的適度高位運行，潛在經濟增長率將在9%左右；二是在波動的幅度上，有可能實現進一步的平滑化，使經濟波動保持在8%～10%的適度增長區間內。以上兩個特點之所以說是“有可能”，一方面是因為其中包含著一定的客觀因素，有著良好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是因為未來還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因素，還面臨著許多新挑戰。因此，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而要增強憂患意識，緊緊抓住機遇，妥善應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