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能源供應面臨較大壓力

　　目前我國的人均能源消費為1.3噸標煤，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55%，即使到2020年如果我國的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為30億噸標煤，人均消費量也只有2噸標煤左右，接近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由此可推斷，本世紀的頭20年我國的人均能源消費將持續快速增長，即使到2020年也遠未達到峰值。

　　就國內資源狀況量而言，我國人均能源可采儲量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人均石油、天然氣、煤炭可采儲量分別為世界平均值的10.0%、 5.0%和57%。以資源相對豐富的煤炭為例，其探明程度依然很低。目前，在尚未利用的煤炭精查儲量(618億噸)中可供新建大中型礦井的精查儲量只有 300億噸，考慮到2020年要新建年產能力10億噸的煤礦，需要精查儲量1000億噸，缺口依然巨大。當前已出現的能源約束不同于以往，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及90年代初期曾出現能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生產能力不足，而今后將受制于國內資源不足。

　　二、進一步提高能源效率的難度加大

　　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對能源的依賴比發達國家大得多。2001年，我國終端能源用戶在能源消費的支出為1.25萬億元，占GDP總量的比例為 13%，而美國僅為7%。從能源利用效率來看，我國目前8個高耗能行業的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而這8個行業的能源消費占工業部門能源消費總量的73%。按此推算，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的工業部門每年多用能源約2.3億噸標準煤。

　　雖然我國有較大的節能潛力，但真正加以利用其艱巨性要遠大于過去的20年。據測算，1980－2000年期間，全國每年節約或少用的能源中有 70%以上來自因產業結構(產業結構輕型化)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帶來的節能效果。而當前出現并可能持續較長時間的重化工業新階段、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以及國際制造業轉移等情況，是我國在節能方面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戰。

　　三、環境保護將面臨巨大壓力

　　我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還包括南非、印度等國)主要依賴煤炭資源的國家，2003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比例達到67.9%，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 41.5個百分點。煙塵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二氧化硫的90%、氮氧化物的67%來自于燃煤，此外機動車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污染不斷加劇。

　　從環境容量看，要使全國大部分城市的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必須控制在1200萬噸左右；氮氧化物的控制量2010年、 2020年分別為1800萬噸、1600萬噸。目前已經存在著環境"透支"。到2010年、2020年，如果按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二氧化硫的排放總量將可能分別達到3100萬噸、3900萬噸，氮氧化物產生量分別達到2800萬噸、4000萬噸，屆時將遠遠超過環境容量。2020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13億－20億噸；人均碳排放水平在0.9－1.3噸，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要求我國限排溫室氣體的國際壓力將越來越大，2020年以后我國將難以回避溫室氣體排放限制的承諾。

　　四、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問題愈加嚴峻

　　在1993年至2002年的10年間，我國石油消費量年均增長5.11%，遠遠超過同期世界年均增長1.37%以及OECD國家年均增長 1.06%的水平。機動車燃油消耗將成為推動我國石油消費持續增長的主要因素，與2000年機動車燃油消耗占石油消費總量的比例僅為1／3左右相比，到 2010年、2020年占當年石油消費量的比例將提高到43%和57%。

　　自1993年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之后，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從1995年的7.6%增加到2003年的34.5%。到2020年，石油消費量最少也要4.5億噸，屆時石油的對外依存度有可能接近60%，接近目前美國的水平(2003年美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為66.2%)。我國石油供應的一大半將依賴國際資源，一方面將對國際石油市場的供求關系產生一定影響，另一方面使我國的石油安全問題變得十分突出。超級大國對油氣資源的爭奪空前激烈，已形成了全球主要的油氣資源被超級大國和產油國控制的格局，我國石油產業"走出去"面臨極大的困難和十分復雜的環境。由于我國的經濟增長對石油的依賴程度高，我國的石油密度(即單位GDP所消費的石油)是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2.35倍(按名義匯率計算)，國際石油價格的持續大幅度上漲，對我國經濟的傷害大于 OECD國家。

　　五、能源產業還未建立起基于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

　　能源產業中政府對企業的直接干預依然普遍存在，政府職能"缺位"與"越位"問題仍很嚴重，特別是"越位"問題嚴重干擾了市場機制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能源產業發展存在著周期性的大起大落，而且越是計劃性強的產業，波動的幅度越大(例如電力)。這樣的發展機制已嚴重制約了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