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源諸多的問題猶如一團“亂麻”，越來越困擾中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當我們深入研究過去的2005年中國能源所面臨的這團“亂麻”，分析種種矛盾與挑戰，我們會發現幾乎所有的問題都與能源市場的不健全有著因果關系。無論是“拉閘限電”，還是產能過剩；無論是“煤電之爭”，還是礦難頻發；無論是“油荒”“氣荒”，還是“中國能源威脅論”；無論是接二連三的環境污染事故，還是能源資源的無度浪費，所有的問題歸根到底都與我們在能源市場化改革中的遲疑與停滯密不可分。這一問題不僅影響了能源的每一個行業的每一個環節的每一個企業，也影響著中國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和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7年以前，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曾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形象地比喻為“摸著石頭過河”，為什么要“過河”？過什么“河”？因為我們需要從傳統計劃經濟一岸涉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岸，需要涉越的是不斷改革開放的激流。然而，中國能源一些最為關鍵的企業和機構幾乎忘卻了“過河”的初衷，完全沉醉于在河床的石頭中捉蟹抓蝦，一些利益當事人甚至熱衷于在摸石頭的過程中渾水摸魚，以至于他們揮舞著手中模到的魚和蝦，與黨和國家，與人民群眾討價還價，將“過河”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甚至某些壟斷企業以“行業特殊”為由，他們改革的目的已經不是“過河”，而是在水中摸魚。如此摸下去，待到山洪爆發時，不僅是壟斷企業，還有漠視其錯過改革機遇管理者，以至整個國家將不得不面對更為棘手的問題，承擔更為巨大的代價。

就全球的資源而言，保障中國按照合理的方式，以合理的發展速度，遵守合理的規則來利用能源資源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應不成問題的。實際上除環境問題以外，全世界還沒有那種維持人類生產生活的，可“流動”資源存在“荒”的問題，至少20年內都不會到達供應顛峰。所以說煤電油氣都不荒，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不能讓市場自身去配置資源，而總是相信我們某些個人或部門的“聰明才智”，注重人為干預的效果，這不僅使中國的市場，也是全球的市場著實發起“慌”來。

　　中國能否實現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取決于我們能否應對和戰勝來自能源資源與環境的挑戰，成功登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彼岸，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的和諧發展。而堅定不移地在能源領域推進市場化建設將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在新的一年中我們已經無法再回避這一問題，再不應錯過改革的機遇。

煤

　　2005年全國煤炭訂貨交易會上，煤炭電力爭執價格，打來打去不可開交，最后國家不得不實行“煤電聯動”，允許煤炭電力一起漲價，他們皆大歡喜，而消費者只能老老實實“解囊”。今年“訂貨交易會”更名為“全國重點煤炭產運需銜接會”，國家先定了“電價不能再漲，煤價雙方協商”的原則，結果煤電之間仍然是吵來吵去無果而終，五大發電公司竟然一單未簽，理由是煤炭已經市場化，而電力還是計劃經濟。而且，下一步還將出現電力產能過剩和“競價上網”的雙重壓力。煤價簽高了，萬一煤價下跌發電企業如何與其他對手“競價”？煤量簽大了，萬一發電企業競不上價發不出電，多余的煤如何消化？電力企業只能將球踢回給政府，等待政府發揮“聰明才智”了。

　　而煤炭公司更是因為無法獲取終端需求信息，在供需環節中完全被盲目的沖動所左右。因為煤炭的產能過剩也在迅速逼進，所有煤礦都希望抓住最后的機會“狠狠敲一把”，以至于價格已經高于進口煤炭了還在要求漲價。根本的原因是行為的短期化，而導致行為短期化的原因恰恰是又因為電力供需聯系被隔阻，供需雙方無法達成價格、數量、義務和罰則明確的長期協議。如果發電企業可以從電力用戶獲得這種長期協議，它就會自然而然地將權益和責任延伸傳遞到煤炭和運輸企業，實現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機制。

　　2005年國家為堅決遏制煤炭事故，將安監局提格為正部級。李毅中局長一上任就沒日沒夜奔波在一個個礦難現場指揮救援善后，幾乎沒有過過一個星期的安生日子，盡管有些“屢敗屢戰”力不從心之感，但他的人格魅力深得媒體和民眾同情和贊揚。可以說國家能夠想的辦法都想了，能夠用的招數也都用了，可是煤炭事故依舊層出不窮。為什么？根本的問題還是這些煤炭企業和礦主行為的短期化，在安全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為什么他們會行為短期化，因為他們心里沒底，對前途發慌，只能撈一把算一把。如果他們有一個可以執行20～30年的供煤協議，而且保障每年根據通貨膨脹指數加以調整，企業和礦主們還會寅吃卯糧玩命超產嗎？還會因為在安全投入上省幾個小錢，等到某一天因事故停產，自己的礦井被法院判給電力公司作為補償？政府強制關閉煤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通過長期協議將利益長期化才是疏導問題的關鍵。

　　一位能源專家在評斧本文時，引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某人路經河邊，見上游漂來一溺水者在求救，他奮不顧身救起溺水者。正要上岸，上游又漂來溺水者，他再次救人，屢救屢來，直到他筋疲力盡。忽見一人也路過此地，救人者馬上求助，那人卻匆匆奔赴上游，眾人責其見死不救。那人卻說：若不截止上游人們落水的根由，在下游怎么能救完溺水者？專家認為，中國的礦難就是這樣一個“困局”。煤炭的市場化取決于電力的市場化，如果用電者和發電者無法進行長線交易，煤炭市場就不可能形成長期協議，超產、盲目建設、礦難等問題就不可能徹底解決。

油

    國有石油企業是中國石油安全的主要屏障，我們必須積極促進他們更加積極的“走出去”，利用中國的市場需求在世界做大做強，使他們可以在全球從事油氣的勘探開發，同時加強他們在石油貿易采購方面的風險管理能力，為國內煉廠提供長期、穩定、價格合理的和低風險的原油供應，成為能夠和國際一流石油企業進行競爭的現代化大型企業。但是，我們將中國市場的主動權交給他們，就必須明確他們應該承擔的相應責任，強化他們對國內市場和消費者的能源安全義務，為企業和老百姓提供種類適合，價格合理，持續可靠的油品供應。2005年廣東等地區出現的“油荒”問題，恰恰暴露了我們在此方面的欠缺。

　　在中國東南沿海臺風是經常發生的，如果因為一個常見的氣候變化就中斷或減少關系社會經濟平穩運行和人民群眾生活安寧的燃油供應，說明這些對市場具有壟斷性的企業沒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資源——市場——責任”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我們將資源交給這些壟斷性企業管理，又將市場交由他們控制，這個交易的代價就是對應的安全和價格責任。中國的國有企業都是從政府機構蛻變而來的，轉軌之初無償占有了大量公共資源，而這些資源本是老百姓通過國家管理的，有的甚至是老百姓增加繳費建設的，但是這些資源今天被一些企業視為了他們自己的財產，似乎與消費者毫不相干。如同一個租地耕種的長工，非但不交租金，反而要地主按照最高“市價”買回他種的糧食，而地主又沒有權利收回土地和不買這些糧食。目前一些企業總是拿著國際油價說事，似乎他們的虧損僅因為國際油價上升一個原因，所以要國家拿納稅人的錢“補償”他們，而他們中斷或減少產品油供應卻沒有懲罰。

　　國際油價在“卡特里娜”颶風和對沖基金投機因素影響下，2005年8月30日國際曾一度達到70.9美元一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世界這一天的石油交易都是按照這一價格進行交割的，實際上真正在這一價位形成的交易量非常有限。在國際石油交易中真正按照紐約期貨市場價格形成的交易量極為有限，大多數的石油交易是通過長線期貨交易、份額油和長期協議實現的，受到石油價格波動的影響并不大。根據“邊際效用”的法則，邊際需求影響邊際價格，邊際需求量越大、波動范圍越大，對邊際價格的影響作用就會越大。中國的巨大石油需求本應該更多的納入全球長線供需體制，以回避油價的波動，也減少對世界油價的影響。但是，由于肩負中國市場采購的企業無力駕馭國際期貨交易，幾乎將中國的絕大部分需求都變成了直接影響國際油價波動的“現貨交易”，使國際炒家有機可乘，為國際油價高企推波助瀾，也給“中國能源威脅論”創造了市場。

　　如果消費者必須按照國際市場的油價買油，我們為什么要將資源和市場以低于國際代價交由這些國有企業？政府應該按照市場的原則與這些企業交易，權利和義務要對等，不能總是一筆糊涂帳。中央政府可以是交易一方，地方政府也可以是交易一方。油價可以按國際市場價格確定，但使用國家資源也必須按照國際市場價格給予差價補償或納稅，政府將這些錢補償給資源地區，以及市場中需要補償補助的群體；進入各地市場就應該履行準入的責任，對保障能源安全和維持價格穩定承擔對應的義務。讓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價格接軌長遠的說是利大于弊，將會使中國的石油需求真正變為一種市場優勢。但是，現階段這樣做將不利于具有市場壟斷性的國有大型石油企業的積累和發展，不可能“魚和熊掌兼得”，一旦價格接軌，壟斷和扶持的意義也將隨之消失。這些企業也應該權衡利弊，不要患得患失，拿芝麻換西瓜。

　　幫助中國建立石油儲備一直是國際機構關注的問題，因為“中國需求”的巨大，而儲備不足將會直接影響全球油價。目前，中國非但國家儲備未能實施，具有市場壟斷性的供油企業只注重贏利分紅，不承擔儲備義務，將問題轉嫁市場。而地方政府坐視本地油品供應短缺，而無能為力。商業化儲油企業和用油企業希望參與儲油，卻無從下手。實際上，中國經濟面臨著來自石油的重大風險，但面對如此的風險，確患上了“集體失能癥”。2005年中國進口原油1.27億噸，僅1至11月，中國從阿拉伯國家進口原油就有5052萬噸，占原油總進口量的44％，而這些石油主要來自海灣地區。一旦美國和西方盟國與伊朗因核問題開戰，狹窄的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全球石油供應將出現嚴重短缺，石油儲備充足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可以堅持2～3個月，而中國能夠堅持幾天？中國經濟是依靠國際貿易驅動的，石油供應的不足將會影響許多外貿企業的交貨，以及會波及到提供商業信貸的銀行，形成一系列的問題，這正是高懸在我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要建立有效的儲備機制，關鍵在于建立相關的儲備交易市場，使企業、地方政府、供油企業和中央政府儲備的石油和燃料油，以及期貨進行交易的平臺和規則。

　　此外，中國石油需求也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2004年，我國經濟增長10.1％，石油消費增長了15.3％；2005年，經濟增長9.9％，而石油消費反而下降了0.5％，讓全世界不知所措。其實，這種不確定性也是來自電力市場和石油市場的失缺。2005年由于油價攀高，造成中國1700萬千瓦燃油機組因上網電價不能調高而停產，這使中國大致減少了1千多萬噸石油進口。東南沿海由于成品油價格高漲和供應不足，造成更大量用戶柴油發電機組未能運行。由于多數發電企業和用戶無法進行成品油遠期期貨貿易，不能在低價期鎖定油價油量，而壟斷性供油企業又不提供相應服務，使本來可以長期穩定的需求卻不能發揮作用。一方面是24個省市“拉閘限電”，另一方面的機組閑置。而這種無法預知與波動極大的需求特性，將嚴重影響產油國和石油生產企業的投資決策。石油從勘探開發，到鉆井產油，再到運輸煉化是一個周期漫長的投資建設過程，而今天某一環的投資不足，可能一環一環地影響到整個全球石油供應的生產鏈，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影響以后多年的全球石油供需平衡，從而影響世界油價，引發全球經濟衰退，以至因“全球化”而最終波及中國自身。目前，世界的石油資源并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沒有在勘探開發領域和相關配套方面有足夠的投入，終將釀成大禍。

　　保障中國這樣一個巨大市場的石油供應，應該是一臺交響樂，而不應該僅由個別企業清唱。只依靠兩三家公司來擔負13億人的能源安全責任是很危險的，邱吉爾說過，“石油安全在于多元化，也只能依靠多元化”。多元化的內容包括方方面面，而市場主體的多元化是關鍵。沒有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其它的多元化也無從談起。即便是一些由跨國石油公司高度壟斷市場的國家，也是有很多專業化和區域化的中小型石油公司在經營。越是在市場壟斷程度高的地方，越是需要中小型專業化企業的競爭和補充，這就是著名的“鯰魚效應”。挪威人為了吃活沙丁魚，就在水槽中放一條吃魚的鯰魚來保持沙丁魚的興奮與活力。在市場化的今天，必須允許一些鯰魚的存在，這些鯰魚的競爭一方面可以保持大型壟斷企業及員工的競爭能力，同時彌補大企業在服務覆蓋上的不周，還能為大企業培育市場和人才，消化剩余人力，并減弱社會反壟斷的呼聲。可是我們的大型國有石油企業對于中國的民營石油公司不僅不能包容，而且充滿歧視，這種短視的情緒也影響到了一些政府部門。不久前，某些大油企準備進軍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結果所到之處到處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型日本石油公司在活動，并與當地政府和企業已經建立了密切關系，在一些項目上直接制肘中國國有大型石油企業的“走出去”。這些日本小型石油企業得到日本大企業和政府的贊助和支持，一旦拿下項目還可以賣給大企業，成為大企業的先遣部隊，成為一種風險投資。而我們一些大企業自己拿不到項目，卻對一些在海外有所收獲的民營企業多有刁難，對他們取得的份額油運回國內市場總是紅燈多，綠燈少。

　　中國要確保未來的石油供應安全，必須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要鼓勵更多的企業參與其中，從事各種專業化和地域化的特色經營，為用戶組織實施石油儲備和期貨交易，以彌補大型國有石油公司的經營缺陷和人為疏忽；要為石油用戶建立區域期貨市場，讓需求一側根據自己的需求特性進行長線安排，鎖定價格，回避風險，不能再任由某些不負責任的企業大包大攬；同樣不應再聽任一些“總買家”及“總賣家”把持在關口，拿著政府的資源，再以價格要挾政府和消費者；我們應將政府的資源拿到市場上競拍，不能總是交給一些缺乏能力或不遠承擔責任的企業，特別是長線需求，應該讓用戶委托又能力的企業在全球進行長線交易。如若任由個別國企把持局面，而無為于市場，長此以往非但政府資源被更多地無償占用，他們也會越發失去競爭力而成為政府的新包袱。中國的石油安全最大的問題并非世界無油可供，也不是石油供應面臨禁運危機，更不是石油通道將被切斷，最大的問題是世界無法清晰的知道中國的需求走向，無法根據中國未來的采購計劃安排投資生產，無法通過市場進行商業化的資源配置與整合。由于我們對市場規則缺乏認識和了解，在“中國能源威脅論”的擔憂中，造成我們在國際市場常常“打左燈，向右拐”，讓世人模不著頭腦，增加了誤解和不信任。其實，中國能源需求的不確定性，才是中國未來世界能源市場的一種真正威脅。

氣

    天然氣供應出現的短缺是中國能源的一個新問題，目前鄭州、西安、烏魯木齊等許多城市出現天然氣供應問題。國家在沿海規劃建設10個LNG接受站，加上地方的一些項目估計有多達16個站，而落實氣源的只有廣東一期和福建項目。不久前，中海油在澳大利亞高更氣田未能達成協議，因為日本出價高達1.875元/立方米，而中國能夠承受的價格僅為1.14元。

　　為什么中國的天然氣承受能力如此低，原因在于中國的氣價是按照液化天然氣運到中國發電，能不能與燃煤火電競價計算的，環境因素和天然氣可以作為分布式能源燃料、代油燃料與電力、汽油等二次能源的因素沒有考慮其中，加上中國能源需求過于浪費。日本的同緯度建筑每建筑平米采暖僅需要10瓦，而中國卻高達50瓦，所以在日本天然氣1美元1個立方米，而日本家庭的能源費用卻低于中國。而日本新增加的天然氣需求主要用于分布式能源的熱電冷聯產，能源綜合利用效率更高，經濟性更好。所謂熱電冷聯產是將天然氣先發電，將余熱制冷供暖，再將更低溫度的廢熱供應生活熱水，能源利用效率超過80％，可以穩定持續的利用天然氣，降低城市天然氣管網和電網的投資，提高供電安全。由于技術工藝的正確選擇，使氣價承受能力大幅度提高，使出價能力同時提高，最終有效保障的天然氣供應安全。而形成這一良性循環的關鍵是市場的作用，盡管天然氣價格高，但是當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特別是相當一部分能量轉換為價值更高的電力，所產生的收益不僅足以彌補燃氣成本增加，而且可以減少大量的其他能源支出，利益會使市場會作出積極響應。

　　中國的天然氣價格也應該讓市場來決定，同時需要給予使用者更多的利用方式上的選擇，對于一個采用分布式能源的酒店，每立方米天然氣可以產生4kW電力和4 kW熱能，中國酒店的平均電價超過1元/kW，這意味著其中半個立方米天然氣已經節省了4元電費，它的價格承受能力將會大大加強。盡管對于分布式熱電冷聯產，溫家寶總理先后多次批示，曾培炎副總理親臨示范工程視察以示支持，國家發改委發布文件，甚至寫入《節能法》給予鼓勵發展。但電網企業因為可能會影響他們的自身利益，照樣不理不睬，幾年來甚至一些示范工程的上網問題都難以解決。所以，至今天然氣在中國只能用于少鍋爐，雖說建立了一些大型天然氣發電項目，由于電價低導致氣價承受能力低，反而使這些項目落到無氣可用尷尬境地。

　　最近“俄烏斗氣”，主要的結癥不僅僅是俄羅斯要利用能源武器來遏制“顏色革命”，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太低也是問題的關鍵層面，烏從俄購氣價格僅0.4元人民幣/立方米，遠遠低于銷售給歐元區的氣價，而俄烏協議到期，俄羅斯當然要根據現在的市場價格重新談判。這一事件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能源利用技術落后，價格承受能力過低，將沒有能源安全可言。中國雖然有著一個巨大的天然氣需求，因為沒有一個完整的、綜合的能源市場，用戶受到各個壟斷利益集團的種種制衡，使我們的需求無法轉換成為市場潛力，無法通過支付能力形成“低谷效應”，造成我們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中國的能源安全因此而無法得到保障。

節能

    2005年的一件大事是中央決定建立能源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社會經濟從持續和諧發展。但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全世界公認的最能迅速有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環境污染的熱電聯產，竟然成為首當其沖的犧牲者，節能環保成為“高風險行業”，遭到各個商業銀行“撤貸”的厄運。因為銀行根據以往的經驗，認為一旦電力產能過剩，由于熱電廠以效率定容量的原則限制了規模，又不屬于央企省企，肯定成為電網和某些政府機構排斥遏制的重點。

　　銀行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據報道，國家電網公司某基層人士也表示：自去年秋天以來華中電網的“谷電”已經過剩，電網開始“不鼓勵，也不希望小型熱電廠上網”。而華東電網的形勢更加嚴峻，2005年10月起，江蘇、無錫、浙江等省的電力出現贏余，針對這一情況，有關政府部門開始對熱電廠的發電指標進行限制。發電不能持續，而熱力供應又不能中斷，熱電聯產若是供熱不發電與燒鍋爐有何區別，還有什么節能效益可言？國家發改委、環保總局《關于發展熱電聯產的規定》中明文禁止迫使熱電廠將能夠發電的高溫高壓蒸氣“減溫減壓”供熱的行為，并要依法“追究有關部門領導和當事人的責任，并賠償相應的經濟損失。”然而，電網企業對于這些政府規章根本就是置若罔聞，我行我素。其實，熱電聯產所面臨的問題，僅僅依靠政策是不能解決的，如果我們將市場放開，那些靠近城市，不僅能就近對城市和企業提供電，同時供應工業蒸氣和供暖的熱電廠所發電力一定會被用戶更積極地認購，而且用戶們會更加關注如何提高這些熱電企業的能源綜合利用效率，從而降低自己的綜合能源費用。

　　受到銀行限貸政策波及的不僅僅是熱電聯產，資源綜合利用也被銀行例如高風險行業。中國每年又大量的可燃性氣體被直接排空浪費，例如：礦井瓦斯、焦化煤氣、高轉爐煤氣、石油伴生氣、煉油伴生氣、工業和生物沼氣等，資源總量非常巨大，初步估算折合1100億立方米天然氣資源的能量，如果就近采用分布式能源系統進行熱電聯產，按照發電效率35％，供熱效率50％估算，可以形成7500萬kW的發電能力，相當于目前全國15％的裝機容量；同時形成近1.1億kW的供熱能力，可以滿足2～3億人口的冬季采暖和夏季制冷，以及衛生熱水的需求。但是這些資源的回收利用面臨的最大阻力來自電網。如果給予地方政府權利，為了區域環境治理，提高區內企業的綜合效益，就會安排優先認購這些廢棄資源所發的電力，從而達到社會的綜合節能目標。

　　中國每年在礦井中因為瓦斯爆炸致死的礦工數以千計，而解決瓦斯最好的辦法就是鼓勵綜合利用，以較高的價格收購那些以礦井瓦斯為燃料所發的電力，當利用瓦斯發電比挖煤更賺錢時，利益的疏導就會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而今天如果想要建設瓦斯發電廠，第一個難題就是電力部門同不同意并網，然后是并網電價，備用電力保障、系統安全保障等等一系列的難題，絕大多數企業都會望而生畏，寧可瓦斯爆炸死人，也不愿惹這個麻煩。如果電力公司和煤礦是同一個管理者，他自己就會平衡其中的利弊。

　　在全世界電力改革中，放開電力接入，允許符合國家規范標準的可再生能源、資源綜合利用項目，以及高效利用能源項目并入電網，電網必須以優惠的價格，或者不低于電網售電價格收購這些電力。這是節約資源，提高能源綜合利用效率，減少環境污染和增強電網安全的最主要的一環，但是，在中國的電力改革中，幾乎只字不提。即便在目前改革效果最糟糕的美國加州，放開接入也是合法的。在電力部時代，這些資源綜合利用電廠也是受到一定程度鼓勵和支持的，自從出現了國家電力公司，許多是非認識就出現的錯位和顛倒。

　　最近實施的《可再生能源法》，以及有關部門頒布的一系列貫徹實施的政府《規章》，基本上還是延續了計劃經濟配置資源的辦法，沒有建立和調動市場積極性的機制，沒有積極建立交易平臺和設計交易原則，沒有調動終端消費市場的參與，沒有與環境排放市場掛鉤。將重點過于集中在價格和項目審批的管制上。僅僅依賴對電網的“強制收購”要求，很可能重復熱電聯產的悲劇。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對此深表憂慮，擔心《可再生能源法》的配套政策“可能使中國錯過風電發展大好時機”，我國的風電行業市場尚未成熟，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必不可少。而按照一般的慣例，招標可能會導致風電上網電價過低，不利于風電行業的發展，而鼓勵認購和綠色交易將是更好的選擇。

　　在中央建立節約型社會的號召下，一些地區提出建立“能效電廠”、“能效煤礦”、“能效油田”和“能效氣田”等等，將節約下來的電力、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作為資源經營，不過這些很好的建議卻面臨一個極大的障礙――沒有交易平臺。節約下來的虛擬的電量、煤量、油量和氣量如何進入市場流通交易？如何變為資源進行銷售？如何通過節約來贏利？實際上，我們已經越來越清晰的看到，沒有節能市場的建立，沒有可以操作的交易平臺，節約型社會將只能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之中。

2006

    2006年中國能源行業的一件重要事情將是起草制定《能源法》。全國人大的一些代表對于制定行業性法律一直存在著一個擔心，不希望再發生類似《電力法》尷尬，最要避免的是 “將企業利益法律化”，特別是對于壟斷性的行業。《能源法》能否避免這一問題，關鍵在于我們起草的宗旨是想為一些企業，即便是國有的壟斷性企業能摸到更肥更大的魚，還是為他們“過河”鋪好石頭？制定《能源法》一步到位未必是上策，因為目前中國的許多能源問題在認識上還未能統一，許多觀點還需要再認識，再調整；許多的國際規則還需要再了解，再權衡；許多的市場規范還需要再摸索，再完善；許多利益格局還需要再配置，再平衡。中國的很多具有決定性的能源企業還未能“過河”達到市場化的彼岸，還有一些強勢企業已經將在河中摸魚抓蝦異化為改革的目的，立法過程一旦為他們左右，將會給中國老百姓和世界釋放出更加混亂的信息；給中國能源和經濟安全制造更多的問題。

　　中國政府應該先行出臺一個更加明確清晰的《國家能源政策》，并給予一段時間進行不斷的完善調整。美國國會去年通過的《能源法案》，是在2001年布什政府頒布的《美國國家能源政策》的基礎上逐步落實的。而這一法案中許多重要的立法思想可以追溯到石油危機之后，1978年卡特政府批準對于《美國公共事業法》的修改，甚至更早的一系列法律的建立及完善過程。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這樣一個在規模和發展速度上都具有超級質量的國家，無論是制定《能源政策》還是《能源法》，必須與世界其他主要相關國家有所默契，要更多地考慮兼容國際通行的交易規則，與全球的發展進行協調。不僅要對中國老百姓，也要對全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有一個明確無誤的交待。2006年中國能源面臨著一系列更加艱巨的挑戰，我們惟有堅持市場化改革，積極建立和完善市場機制才能理順中國的能源的“亂麻”。在能源市場化建設中，因為電力是能源工業的核心產業，電力市場化建設將是重中之重，而電力市場建設的關鍵是將輸配分離，將供電企業交給地方經營，誰的孩子誰抱著。

　　2006年中國將面臨電力、煤炭的產能過剩，這將會給我們提供一次通過完善市場，整合資源，建立各種交易平臺，規范交易原則，調動供需之間實現“自組織”，逐步理順中國能源“亂麻”的契機。（中國電力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