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燃料乙醇應重點推進非糧原料上，推進第二代生物燃料乙醇的產業化發展。”6月8日，國務院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徐錠明在中國生物燃料乙醇產業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上強調，“國務院文件中明確規定，要嚴格控制玉米 深加工的盲目發展以及出口，所以糧食不是中國發展燃料乙醇的方向。”

　　一些業內人士表示，除了發展非糧乙醇之外，也應該加大對甲醇燃料的推廣力度。

　　在5月底召開的第十屆科博會能源高層論壇上，多家民營企業代表對本報記者表示，相對于尚處在開發期的非糧燃料乙醇，甲醇燃料才是真正應該推廣的替代燃料。

　　國家化工行業生產力促進中心副主任申同賀表示，作為替代能源的兩個主要方向，關于甲醇和乙醇在中國誰更具優勢的爭論由來已久。甲醇可以用 天然氣、石腦油或重油為原料制取，也可以通過煤化工的方案獲得。但由于甲醇燃料的生產原料是煤，不如乙醇環保。而國家出于消化陳化糧等考慮，給予了乙醇燃料的發展更多的扶持政策。

　　漯河石化集團一位負責人表示，與乙醇燃料的迅猛發展勢頭相比，甲醇燃料一直處于受壓抑的弱勢地位。但無論從生產或是使用比較，甲醇的經濟效益都更為可觀。

　　以煤制甲醇生產效益看，每生產1噸甲醇耗煤1.5—1.8噸，產煤區煤價500元／噸左右，工業甲醇成本1000元／噸左右，而市場甲醇價在3000元／噸，這是巨大利益空間。在從甲醇燃料使用方面看，理論上1.8噸甲醇相應于1噸汽油，而實際中甲醇汽油辛烷值高、爆發力強實際消耗1.4噸相當于1噸汽油，按目前汽油價6000元／噸，甲醇3000元／噸，每消耗1噸甲醇可比汽油降低成本3000元。

　　漯河石化集團科技項目部武先生表示，漯河石化正計劃發展年產100萬噸甲醇汽油項目，預計總投資約3億元，正常經營年銷售收入35億元，年利潤總額近2.6億元。

　　目前，漯河石化年產醇醚燃料15萬噸規模，產品銷售至河南各地市及周邊湖北、湖南、安徽、河北、山西等省、市幾十個地區，

　　山西是較早推廣燃料甲醇的省份之一。

　　2003年，山西大同、臨汾、晉中和太原四個城市的汽車，就改用由燃料甲醇和普通汽油按15∶100比例混配而成的M15X型號“甲醇汽油”。　

　　據知情人士透露，＜山西省關于推廣甲醇燃料與甲醇汽車的有關規定＞草稿早已遞交山西省政府有關部門，在甲醇燃料的相關標準完善后將予以實施。屆時，山西全省境內的 加油站將強制銷售甲醇汽油。原先加油站銷售的90＃、93＃、97＃汽油將統一調配成M15型號甲醇汽油。　

　　清華大學汽車系教授王賀武表示：“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使用替代能源，各地區可以因地制宜。山西煤炭資源豐富，便于發展甲醇；吉林是農業大省，生產乙醇得天獨厚。一切看實際情況而定。”

　　而對于遭受疑問的甲醇毒性問題，申同賀則表示，科學的數據和實踐結果已經證明甲醇燃料的可行性，只要通過安全標識等防范措施，甲醇燃料也是安全的。

　　【背景】“煤變油”與糧食乙醇的歷史因由

　　國家開發“煤變油”和糧食燃料乙醇的最初動機都是緣于不斷高漲的國際 石油價格。

　　中國第一個煤制油工業化裝置2004年8月在內蒙古開動建設。由于預測到“煤變油”的巨大商機，過去幾年幾乎在每一個有煤炭規模化生產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都在謀劃上馬“煤變油”項目，許多地方都曾試圖將“煤變油”項目列為“十一五”規劃重點發展項目。

　　但是，煤變油不僅投資大，而且其在生產過程中所帶來的資源壓力、環境壓力、技術壓力和成本壓力也異常突出。據了解，即使是水平相對較高的神華集團，生產1噸油平均需要耗費4噸煤。此外，煤變油耗水大，對環境污染很嚴重。煤炭科學研究總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院長杜銘華稱，1萬噸的煤化工項目，基本等于1個億的投資。按照這個概算，沒有上百億的投資，基本上沒有辦法上煤化工項目。　

　　正因如此，國家發改委去年7月就發出＜關于加強煤化工項目建設管理促進產業健康發展的通知＞，要求各級投資主管部門在國家煤炭液化發展規劃編制完成前，暫停煤炭液化項目核準。同時指出，一般不應批準年產規模在300萬噸以下的煤制油項目，100萬噸以下的甲醇和二甲醚項目，60萬噸以下的煤制烯烴項目。

　　糧食燃料乙醇雖然最初目的與煤變油一致，是為緩解國內石油緊缺壓力，但是其最初實施的主要動機則是消化陳化糧。

　　上個世紀90年代末，當時我國糧食連年豐產，由于國家整個儲備糧系統和其他設施不太完善，于是面臨一個突出問題就是陳化糧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發改委提出把陳化糧作為燃料乙醇的原料，來發展燃料乙醇。一方面可以解決糧食過剩的問題，促進農業循環，減少環境污染，另一方面在替代能源方面走出一條路。

　　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積極要求發展生物燃料乙醇產業、建設燃料乙醇項目的熱情空前高漲，按照＜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生物燃料乙醇的年生產能力將在2020年達到1000萬噸，但發改委去年12月的統計顯示，國內公司申請建設的乙醇年產能已經超過了1000萬噸。

　　這樣的飛速發展無疑加速了玉米等糧食的工業性消耗，最終觸動了國家糧食安全的敏感神經。　

　　2001年，國內酒精原料中玉米原料占總量的比重為59%，到2005年，這一比重已經上升到76%。玉米用量在生物燃料乙醇生產中大幅度上升，給玉米供給形勢帶來沉重壓力。作為硬性政策實施前的“緩沖帶”，國家財政部早于去年5月底制訂施行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中，就將生物乙醇燃料定位為用甘蔗、木薯、甜高粱等制取的燃料乙醇，顯然，作為玉米、小麥、水稻及陳化糧制取的燃料乙醇只是“過渡性、階段性的政策”，而且不再繼續獲得國家鼓勵。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