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不斷發生的礦難象非典一樣吞噬著無辜的生命，烏黑的煤塊簡直就是死難礦工的血所凝固的。然而人們看到的是，一次次礦難之后，是一次次的領導重視，一次次的停產整頓，一次次地安全檢查，一次次的吸取教訓，接著又是一次次的礦難，一個個鮮活的礦工的生命葬身“煤海”。因而，善良的人們也只能一次次地被礦工的犧牲而震憾、憤怒和無奈。礦難已經成為我國煤炭企業的不治之癥。

　　我們如何才能拒絕帶血的煤？人們紛紛尋找對策。有人提出建立煤炭安全生產的預警機制（5月19日《南方都市報》），有人指出礦難頻發是執法人員的失職，應加強執法，也有人提出要象抗非典一樣防礦難發生，設立礦難預防的權威機構，授予其“封礦”的權力等等。筆者認為，礦難頻發的根源在于煤礦安全監察制度沒有得到有效的實施和執行，形同虛設。同時現有的煤礦安全監察制度也有改革完善的必要，應向所有煤礦派駐安全監察員。

　　首先，國務院《煤礦安全監察條例》對煤礦安全生活的監察制度規定得比較完備，其中已經包含了安全生產的預警機制，對煤炭業安全管理的“關口”實際上也是前置的，“事先建設，事先監督，事先介入”都有相應規定。而且煤礦安全監察部門也并非“由煤炭系統設立”，并不存在“左手”監督“右手”的問題。其實，大中型礦區的煤礦安全監察辦事處是由國家和地區（指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煤礦安全監察機構依法設立的，它們與煤礦是分離的。

　　其次，《條例》已賦予煤礦安全生產監察機構很大的執法權力，包括行政處罰權和緊急處置權。《條例》規定，煤礦安全監察人員進行現場檢查時，發現存在事故隱患的，有權要求煤礦立即消除或者限期解決；發現威脅職工生命安全的緊急情況時，有權要求立即停止作業，下達立即從危險區內撤出作業人員的命令，并立即將緊急情況和處理措施報告煤礦安全監察機構。

　　以上充分說明，遏止礦難發生的有效措施早已規定在有關法律法規中，至少從制度上已經不存在太大的缺陷。很明顯是，有效的制度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是礦難頻發的根源。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煤礦業的安全生產問題并沒有真正得到應有重視。面對頻發的礦難，面對逝去的無辜的礦工的生命，最近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煤礦監察一司有關負責人還“客觀地說，我國煤礦安全生產形勢是在逐步好轉的”（5月19日《人民日報》）。做這樣的樂觀評價，真不知是推脫責任，還是安慰國民。負責煤礦安全生產的最高監察機構憑這樣的態度，能扭轉安全生產局面？不知道將來還會有多少礦工犧牲在“形勢好轉”之中。

　　二是追究責任不到位。發生礦難事故，我們看到被追究責任的往往是礦長、礦主或煤礦其他責任人員，以及當地政府的責任人員，而從來沒見媒體報道有哪一級的哪一位煤礦安全生產監察機構的人員受到追究！在所有礦難中，幾乎無一例外的是違法違規生產，人們不禁要問：煤礦安全監察機構和安全監察人員履行職責了嗎？難道他們的責任就是在發生礦難之后，組織搶救、調查處理、分析原因嗎？客觀地說，責任虛置下的不作為，也是礦難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是現有的煤礦安全監察機制確有不完善之處。《條例》僅規定對大中型煤礦派駐安全監察機構，使得小型煤礦失去監督，這是造成小煤礦事故多發的根本原因。小煤礦往往更容易為了最大效益無視生產安全，甘冒違法之風險。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向所有煤礦派駐安全生產監察員，獨立行使安全監察權。這樣一方面加強了對小煤礦的監督，同時也可以增強監察人員的責任感。在這個問題上，派駐大中型煤礦的監察員也應該深入礦區，下到礦井，切實履行職責。

　　總之，面對頻頻發生的礦難，所有的憤怒和無意義的反思都已經廉價。我們不能把那些遇難者僅僅看作一個個蒼白的名字，看作一組組冰冷的數字，頻發的礦難不應該意味著“形勢好轉”，也不應該只喚醒普通民眾的同情和憐憫。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的逝去，一個個殘缺的家庭的出現，最應該被喚醒的是那些“樂觀的”管理者。

來源: 安全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