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備受關注的“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下稱“規劃”）在經過多次修改和完善后，已經按照有關程序進入國務院審批階段。“規劃”不僅包含核電、風能、太陽能和生物質能等新能源資源的開發利用，還包括對傳統能源的升級變革，比如潔凈煤、智能電網等技術。它的規劃期為2011~2020年，將累計直接增加投資5萬億元，這將對我國能源企業以及整體能源產業的發展和調整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伴隨“規劃”的即將出臺，5萬億的投資也引得各路英雄競折腰，尤其是眾多國企紛紛涌入，大有通吃勢頭。然而事實表明在很多大的國有企業還沒有顧及諸如光伏產業等新興產業的時候，諸多民營企業早已涉足，并且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可否認，大型國有企業積極進入新能源領域，將大大加快我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和升級，但這也迫使很多民營企業陷入尷尬境地。可見，民營企業在歷經了新能源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后，卻又迎頭撞上國企大鱷。那么如何與國企競逐潮頭，規避藍海變紅海的厄運，實現“國進民也進”，是擺在他們面前的緊迫問題。

　　過去數年間，我國民營企業在進入某些領域的過程中，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屢遭阻撓，舉步維艱。如2009年3月，我國首個采取特許經營權的太陽能電站敦煌太陽能電站項目開標。2010年6月，國家發改委發布“光伏并網發電特許權項目招標”公告，計劃在陜西、青海、甘肅、內蒙古、寧夏和新疆進行13個項目共計280兆瓦的光伏并網發電特許權項目招標。在這個以價格競標為規則的競爭中，除了華能、中廣核等大企業具有財力之外，民營企業沒有絲毫優勢，只能選擇退出。

　　再如2010年5月14日，我國10大汽車企業（上汽、一汽、東風、長安、廣汽、北汽、華晨、奇瑞、重汽和江淮）組織討論新能源汽車的標準制定、發展路徑等系列問題，而比亞迪和吉利卻未能躋身其中。至此，關于新能源汽車的標準制定已經為一些民營企業設置了天然屏障，只可遠觀。

　　在調整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新能源的發展是巨大引擎，這也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歷史機遇。在這場競爭發展中，民營企業是生存還是死亡，是退縮還是堅守，這需要從兩個層面進行探討。

　　在政府層面，首先要進一步細化新能源市場準入政策。

　　雖然“非公經濟36條”和《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放寬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門檻，但是對于新能源領域的市場準入研究還有待細化，清除“玻璃門”現象還需要一個過程。政府應該積極進行相關政策和措施的配套，將鼓勵民營經濟的相關政策落到實處，積極營造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的政策環境。

　　其次，繼續加大資金支持。新能源產業的技術研發和產業化通常需要巨額投入，并且風險巨大，一般民營企業不敢貿然進入，出現了“不想投、不敢投、不會投、不能投”的“四不投”現象。所以，需要政府給予涉足新能源產業的民企必要的資金支持。如奧巴馬政府支持新興產業發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科技和創新投入，組建公私合營企業探索清潔煤技術的商業化模式，鼓勵私人投資進入寬帶服務領域等，意在推動民間參與科技開發和利用，以保持美國的創新活力和經濟增長。

　　對于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我國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扶持：（1）采用直接注資的方式，重點扶持一些民營企業；（2）加大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提高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比重；（3）建立新能源產業風險投資機制，通過創業投資基金、信貸基金、股權投資基金等多種渠道和方式，拓寬民企的融資渠道。

　　在企業層面，首先要建設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發體系。

　　新能源產業發展的核心要素更多是技術的持續積累和人才的創新集聚。通過增加研發投入，實現技術創新，塑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民營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一種現實選擇。那么，建設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發體系對于企業的發展尤為重要。

　　與國有企業相比，大多數民營企業在現實的市場競爭中具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比如資金問題、人才問題等，因此在建設研發體系時著力點也應該有所差異，有的是著力于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有的是著力于核心技術的創新和突破，還有的是著力于領先技術或主流技術的跟蹤學習等。如基礎雄厚的民營企業應該建立技術研發中心，增加技術儲備，重視和加大技術人才的培訓和交流。可見，在新能源領域，民營企業不能盲目“追風”，需要量力而行，構建適合企業自身發展的研發體系。

　　其次要善于靈活運用國家相關政策。

　　目前，我國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和《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政策中，對民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金融、財稅等政策都有一定的支持力度。民營企業需要積極關注國家有關的利好政策和政策法規，學會主動捕捉機會，不斷調整企業的科技戰略和發展戰術，從而在變中求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