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增長和能源需求特征，以及日益凸顯的能源短缺問題和環境問題，包括能源低碳戰略調整問題，都對我國的低碳發展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處于相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我國的經濟增長和能源格局不會有太大的變化，需要應對的問題應該也差不多，但經濟低碳轉型問題已該提上議事日程。

現階段我國單位能耗比發達國家高，也比印度高。但是由于發展階段不同，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平均能耗不具可比性；如果同發達國家的能耗進行發展的階段性比較，我國目前的能源效率并不低。

以印度為例，如果其進入工業化、城市化高增長時期，其能耗和效率問題可能比我國更嚴重。但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單位能耗比較高的問題卻說明我國節能空間還比較大，節能應當是“十二五”期間降低GDP能耗和低碳發展的關鍵。

正是我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以及煤炭的資源和價格優勢，決定了目前我國現有的重工化的產業結構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從現在到2020年，是我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的一個關鍵時期。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一旦完成經濟階段轉換，上述階段性的相關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所以，我國的政策制定和戰略都不能脫離階段性經濟發展規律。但這不是說我國不需要節能減排，而是說不要脫離實際去制定節能減排目標。

至少在2020年之前，我國經濟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重工化的產業機構仍將延續，二氧化碳排放也將持續增加。正確把握能源需求是有效規劃能源戰略的起點。

能源需求預測和規劃應當符合我國階段性經濟增長的規律，能源投資規劃應避免短期化，以避免能源短缺對經濟的影響，并減小匆忙應對能源短缺對經濟、環境和能源結構的影響。這需要對我國能源安全做更為廣義的界定，我國能源安全必須兼顧石油戰略儲備和低碳的能源多元化。而且，在新的能源形勢下，行業能源戰略規劃拘泥于本行業角度明顯先天不足，我們迫切需要站在能源全局整體的能源規劃，從整體能源角度考慮我們的能源安全。

雖然現階段我國尚有二氧化碳減排空間，但空間不是很大，主要是因為現階段很多重要行業對價格低廉的能源(主要是煤炭和火電)依賴度過高。

研究表明，在能源需求和節能量既定的情況下，隨著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能源成本將逐漸上升，上升的幅度呈非線性遞增。能源成本增加對經濟增長、就業等問題的影響程度也呈非線性遞增。因此，我們可能還不具備二氧化碳排放強制減排的條件，而只能是一個漸進性的自我約束。

那么，在國際氣候問題談判中，我們必須強調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問題。雖然各國對控制全球排放總量進行了多輪對話，但目前的國際減排合作無法解決問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對各國的排放權利與減排責任無法達成共識。我國所處經濟發展階段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國能源高需求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發達國家早已走過了工業化階段，兩者在同一時刻不具可比性。如果我國在城市化、工業化階段強制限排，可能需要以犧牲經濟增長和城市化進程為代價，需要謹慎。

今后我國低碳經濟發展不可能回避成本問題。低碳發展的成本微觀地說是增加消費者的能源成本，宏觀地說則是對GDP增長的負面影響。要使全球減排有意義，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必須參與，發展中國家需盡量控制增量，而發達國家則需減少排放總量。這其實也反映了“共同減排，不同責任”的基本原則。除非世界各國共同合作致力于該問題的研究與解決，在一個合理公平、合乎實際的國際氣候框架下統籌減排，兼顧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成本問題，才能有望使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受到兩方面的約束，一方面是能源需求大幅度增長和能源資源的有限性約束，另一方面是環境容量的約束。我國的可持續發展要求通過節能來減排，同時需要通過改變能源消費結構減排，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發展清潔的可再生能源。為了同時應對能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十二五”期間應當同時設定能源強度和碳強度目標。需要指出的是，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重點應當是在經濟發展中減少能耗，而不是耗能之后再去解決減排問題。

來源：電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