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轉型加速 央行新貨幣政策工具呼之欲出
　　業內人士稱，建立我國中短期基準利率工作已經提上臺面，央行未來將更多地以此引導利率水平
　　央行首次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態正在醞釀新的貨幣政策管理工具。
　　在10日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記者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央行想要讓政策利率引導市場利率。中國央行正在為短期和中期利率準備兩個或三個政策工具。
　　周小川還表示，利率市場化需要時間框架，但我們還是認為兩年內應該可以實現。
　　周小川最新一番表態再次表明央行未來實施宏觀調控、調節市場流動性的方式有可能發生改變。而據外媒援引周小川的話，央行將準備用短期和中期政策工具來引導利率水平，新的工具將會要求抵押品。
　　今年5月份，周小川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及“短期利率可能有時候不夠有效，由此可以考慮增加一個中期利率”。不久前，有消息稱，央行正在創設一種新的基礎貨幣投放工具——抵押補充貸款(PSL)，并通過PSL的利率水平來引導中期政策利率。業內人士認為，“目前央行在準備2至3組主要管理工具”的表態似乎預示著PSL呼之欲出，也再次印證了我國貨幣調控手段正在由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轉型。
　　簡單而言，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央票發行與正、逆回購)是數量型的貨幣政策工具，用于調整貨幣供應量；而利率則屬于價格型工具，主要是通過對基準利率的調整來影響市場利率，從而影響微觀主體的投資等經濟行為。
　　“建立基準利率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核心進程。基準利率是金融市場各類利率的基準，真實反映了金融產品的供求關系。從世界各國情況來看，中央銀行往往通過引導基準利率走勢來體現貨幣政策意圖，實現宏觀調控目的。”華夏銀行發展研究部研究員楊馳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
　　實際上，央行在2003年、2004年就強調過，貨幣政策要從數量型工具更明顯地轉為價格型工具，但是由于中國長時間存在國際收支順差，為了實現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漸進性，央行不得不大量購買貨幣從而被動投放基礎貨幣，這也使得貨幣政策沒能很大程度上實現向“價格型”工具的轉變。不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從2012年開始，外匯占款增速即出現趨勢性下降。今年以來，外匯占款少增現象更加明顯。最新數據顯示，5月新增央行口徑外匯占款僅3.61億元人民幣，創近11個月新低。外匯占款低位增長給了貨幣政策工具向價格型轉變的機會和可能。
　　“傳統的央行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已經不能全面體現市場利率水平，國債收益率和SHIBOR利率在短期內也難以成為我國的基準利率。從央行表態來看，建立我國中短期基準利率的工作已經提上臺面。這意味著央行未來實施宏觀調控、調節市場流動性的方式有可能發生改變，將更多地以引導中短期基準利率的方式來實現調控意圖。前期央行創設的SLF(常備借貸便利)和還未正式公布的PSL(抵押補充貸款)為創設中短期基準利率進行了有益嘗試。”楊馳表示。
　　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首席宏觀研究員趙慶明則表示，央行目前能調控的利率多為短期利率，PSL的創設則試圖通過對中期利率的引導，來調節長期利率。“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貨幣市場利率下行顯著，但是企業的融資成本，即長端利率沒有顯著回落，這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他說。
　　不過，趙慶明也表示，貨幣調控手段由數量型調控向價格型調控轉型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若最基礎的存款利率市場化未完成，則貨幣傳導機制將存在問題，價格型調控機制就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目前處于一個過渡階段。”他說。
　　實際上，在同業市場利率市場化、貸款利率市場化已基本實現之后，存款利率市場化正是“最后一步”。目前，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重要一步——大額可轉讓存單的發行已經箭在弦上。
　　關于利率市場化，周小川在10日的記者會上則表示，利率市場化的進度時間表，社會上、金融界都還在討論。作為利率主管部門，央行有自己的時間表，這個時間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內經濟、國際經濟等外部條件來執行，但我們認為應該在兩年之內可以實現。“我感覺，中國最高層領導都是說改革要有緊迫感，要只爭朝夕，所以我們按此進行準備。”他說。
　　民生銀行發展規劃部高級專家溫彬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10多年，外匯占款是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與之相應，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信貸額度等數量型工具成為央行保持貨幣和信貸增長的主要手段。而利率市場化以后，要求央行建立通過對短期利率調節，影響貨幣市場、進而影響債券市場、信貸市場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但目前SHIBOR基準利率的作用還需進一步增加，央行手中可用于貨幣政策操作、調節流動性的短期國債等工具還很有限。因此，利率市場化加快推進不僅對商業銀行如何應對提出挑戰，對央行如何加快建立一套有效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是一種考驗。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