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實體企業疾呼融資難、融資貴，另一邊是銀行今年資金充裕卻難找好項目放貸。經濟結構調整期，這種尷尬和矛盾正在凸顯。

　　在產能過剩壓力大且小企業集中的江浙地區，多家銀行反映，目前，很多企業借款50%至70%都是用于還債，而不是投資。今年以來，銀行的新增貸款需求大幅減少，原因是制造業投資意愿普遍不強，互保鏈拖累實體企業資金鏈斷裂的風險依然存在。經濟下行期，高負債企業陷入了不斷籌資還債的循環中，而經營正常的企業則寧愿還完貸款后，關門“過冬”。

　　對于銀行而言，好項目難找已成常態。有銀行業內高管坦言，“在經濟下行期，放好貸才是本事。銀行必須尋找新的放貸路徑和風控模式。”

　　實際上，銀行的放貸路徑已經在悄然轉變。以輕資產的科技型企業信貸投放為例，過去銀行基于其沒有抵押物，難以投放貸款，但現在，有的銀行嘗試“政府+銀行”共同擔保，或者由政府推薦保證擔保，“創投+保證擔保+貸款”等模式對這些行業增加信貸投放。

　　信貸結構的調整也在和產業結構調整互動。工行江蘇分行高級信貸專家劉任捷說，“銀行信貸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應該是互動的，某些方面是適應，某些方面是主導推進。對于鋼鐵、水泥、太陽能、光伏、玻璃等行業，銀行都實行了較為嚴格的管理，提出今年減少多少產能的目標，并實行分類指導和較為嚴格的要求。”　

　　就工行而言，劉任捷表示，“我們對小企業的信貸投放正在嘗試圍繞省級和國家級開發區、供應鏈核心客戶上下游、產業集群等領域。

　　采用‘開發區+區內中小企業客戶群’的營銷模式，以及通過‘平臺企業保證+風險擔保基金’、‘抵押池’、‘保證+小額貸款保證保險’等多種擔保方式。”

　　寧波銀監局相關負責人透露，“截至6月末，寧波銀行業新增貸款規模有600多億元，與去年持平，但結構上已經發生了變化。配合產業結構調整，我們很多銀行把過去中長期貸款，通過銀信、銀證合作的方式騰挪出一些規模來，投放到了中小企業信貸需求中。”

　　在融資成本高這個老問題的處理上，江蘇銀行副行長朱達書表示，“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應該盡量減少結構化融資業務的通道方，比如以前采取銀證信的業務模式，目前就只采取銀證或銀信模式。另外，壓縮通道方的費率，由總行出面談判，確定信托及資產的基準合作費率。目前，江蘇銀行單一資金信托通道費率已從兩年前的超過千分之三壓縮到了目前的萬分之七。”

　　在不良貸款容忍度上，銀行的容忍度也在不斷放寬。在江蘇省內，部分銀行小企業信貸不良率已超過2%，為十年來較高水平。“以往，某個信貸產品如果不良率達到2%就要整改，或停止運營，或審批權上收，但目前針對單項信貸產品不良率容忍度設為2%至3%。”農行南通分行副行長徐小飛透露。

　　盡管融資成本已經被盡力壓縮，但企業目前的融資環境仍然不甚良好。資料顯示，江蘇省內的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平均為基準利率上浮8%左右，其中，輕資產的科技型企業，貸款利率一般上浮10%至15%。浙江地區的銀行貸款利率水平與之相近似。企業除了要承擔銀行的貸款利率外，還需要承擔擔保等其他融資費用。

　　“在融資方面，目前，我們的銀行貸款利率約7.8%，如果加上擔保費等費用，整個企業融資成本大概在10%以上。”江蘇格美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負責人陸建輝透露。

　　經濟結構轉型調整期，銀行監管制度的設計和引導正面臨著市場資源合理化配置的考驗。放貸難和放貸少，不僅是銀行的問題，也是監管層的問題。

　　目前，銀行放貸能力受資金流動性、合意信貸規模和資本充足率的三方面約束。“國家對銀行對小微、‘三農’融資方面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再貸款、定向降準等，銀行資金來源方面得到了緩解，但銀行表內貸款都要占用資本金，因此，不排除部分銀行依然傾向于做表外融資，而房地產、融資平臺通過銀行表外融資把資金成本提高了，這恰好壓制了銀行需要支持的小微、‘三農’，因此，在補充銀行資本金方面監管層可以多開辟渠道。”有分析人士這么認為。

　　也有銀行人士透露，“降準和放松存貸比的確能釋放一部分信貸資金，但受央行合意信貸規模的控制，加上市場不景氣，短期內，銀行寧愿把這些資金拿去做一些高收益的資產配置，而不一定去放貸。”

　　“受央行合意信貸規模的控制，我們存貸比僅61%，即便有資金也不能全都去放貸。”浙江某股份制銀行高管坦言，“所以，不排除一些貸款規模受約束的銀行，寧愿拿降準釋放出的資金去做其他高收益資產配置，賺更多利潤，而不一定放貸給實體企業，這勢必會影響調控初衷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