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之前的熱潮，近期煤化工發展勢頭急轉直下，產業發展面臨的新常態初見端倪。
　　
　　煤化工狂飆式的發展造成了煤化工產能過剩、項目重復建設、產品結構單一和不顧當地環境容量的盲目發展。進入今年下半年，國內煤化工政策出現了較大變化：前不久出臺的《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中未收錄煤化工產業，意味著處于我國西部地區的煤化工企業不能享受國家給予的優惠政策；今年7月中旬國家能源局發布《關于規范煤制油、煤制天然氣產業科學有序發展》的通知，要求嚴格控制審批，防止企業不顧環境、水資源現狀和技術、經濟實力而盲目發展。與煤化工息息相關的 煤炭價格依然長期低位徘徊、石油價格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八連跌。種種跡象表明，煤化工產業發展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按照我國以往的發展模式，一旦示范項目開始上馬，往往意味著得到了國家層面的支持，無論是稅收優惠方面還是土地和資源的供應保障方面。一旦嗅到了“國家鼓勵”的味道，各路“豪杰”就紛紛摩拳擦掌，意欲大展身手。目前，中國運行、在建、籌備和拿到路條的煤制氣和煤制油項目年產能分別為2250億立方米和 1878萬噸。截至2013年年底，我國現代煤化工消耗煤炭總量約為1.8億噸，總體規模已居世界首位。
　　
　　煤炭作為我國長期以來最主要的一次能源，在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特殊資源稟賦決定了我國能源戰略中不可能忽略煤炭及其相關產業。然而，在煤化工一路狂飆式發展之后，面對新的形勢和環境，如何調整煤化工產業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煤化工企業主要是由煤炭和電力企業轉型而來，在保證自有主營業務穩定的前提下，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對 煤炭資源實行就地轉化、延伸產業鏈成為了企業普遍轉型方向。然而，煤化工完全不同于煤炭業和電力業，其本質就是化工過程，煤炭和電力企業轉型為化工企業本身就需要冒很大風險。
　　
　　除此之外，由于煤化工生產工藝獨特，往往需要巨大的投資來保障工廠的建設和生產。據測算，投資規模為300萬噸/年的煤直接制油項目需要建設投資將近380億元，是同等規模石油煉制工廠的4~5倍；煤間接制油與煤直接制油相比，在生產源頭多了一條氣化生產線，因此需要的建設投資更大，總投資約為直接液化的1.6倍；而40億立方米/年煤制氣項目總投資甚至高達257億元。煤化工項目的投資數額巨大，由此可見一斑。
　　
　　煤化工生產需要靠近煤炭出產地，但是我國煤和水資源又呈現嚴重的逆向分配格局，煤化工企業有80%分布在水資源匱乏地區，而其高耗水 勢必會影響水資源匱乏地區脆弱的生態系統。而且，煤化工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排放大量以二氧化碳為主的廢氣。美國環保署（EPA）按照全生命周期算法得出，煤制油在不考慮碳捕獲與封存（CCS）的情況下完全替代石油煉制，其產生的二氧化碳將高出119%，即使考慮CCS也高出4%。杜克大學的研究表明，中國煤制氣較傳統天然氣可能多產生7倍碳排放，比開發頁巖氣多耗用100倍水資源。
　　
　　對煤化工的弊端，各企業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來應對。如部分企業采用CCS技術應對高碳排放，但該技術仍然處于示范階段且價格昂貴；還有一部分企業采用“碳匯林”手段應對高碳排放，即采用植樹造林和森林保護手段來吸收和固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成本雖遠小于工業處理，但是見效較慢。在應對高耗水方面，部分公司采用“水權置換”的手段應對生產過程中對于水資源的大量消耗，即在地區總用水量不變的情況下幫助當地農牧民的生產活動進行節水改造，用以換取工業用水指標。雖然以上手段都是企業自主運用于生產實踐中且都有一定的效果，但其中的“行政手段”意味較濃，且都不適合大規模應用，無法有效地解決大規模集中發展煤化工項目所帶來的問題。
　　
　　作為企業，及時調整以適應新常態是下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新常態的出現也會倒逼企業進行自我改革，甚至使一些不合格企業退出市場。煤化工的發展方向，不是由某一個企業或者機構說了算，而是由市場和生態環境說了算。我國是一個相對富煤國家，徹底擺脫對于煤炭資源的依賴是不可能也是不切實際的。
　　
　　目前，煤化工項目應該充分考慮到為適應新常態而做出主動調整：適當保留少量較為成功的煤化工示范項目作為戰略儲備，以此為基礎攻堅克難，利用技術手段大幅減少水資源和煤炭資源消耗、控制碳排放。煤化工大規模發展的前提，應該是產業的弊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同時企業仍然有一定的盈利空間。從長遠來看，在示范效果不明確、技術瓶頸無法突破的情況下大規模發展煤化工項目，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重復著先污染后治理的錯誤發展方式，不僅會使寶貴的煤炭資源過早地枯竭，更會造成負面效應的累積和放大，陷入越污染越治理，越治理越污染的惡性循環。

    來源：中國石油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