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表示，如果美元持續升值造成人民幣匯率層面壓力過大，以及原油價格進一步攀升推升國內通脹水平，央行可能會考慮加息來應對，那就會形成“加息+降準”這種相對奇怪組合。

雖然今年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的立場與去年一致，依然是“中性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組合，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無論是對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的感受都是偏緊的。

央行中性貨幣政策疊加去杠桿的監管政策導致上半年社會融資總額增速明顯放緩，5月份已經跌至10%左右。今年前5個月，雖然表內信貸同比多增加了3200多億元，但表外融資少增了2.8萬億元。鑒于表外融資除了對接房地產融資之外，相當部分與地方基建融資相關，因此年初以來基建投資增速的持續放緩就并不意外。

從財政收支層面來看，今年前5個月公共財政收入累計同比增速為12.2%，比去年同期高出2.16個百分點；但前5個月公共財政支出累計同比增速卻從去年的14.68%大幅下降至8.1%。從而導致今年前5個月公共財政收支盈余從去年的756億元大幅攀升至3955億元。

另外一個視角就是從地方債發行來看，去年前5個月地方債發行規模為1.35萬億元，而今年同期僅為8700億元，規模萎縮了4700億元。積極的財政政策立場在執行過程中偏緊的操作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基建投資增速的放緩。

今年整體中性偏緊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去年全球經濟同步復蘇（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拉動中國出口并帶來國內增長超預期的基本面，但伴隨著支撐基本面向好的因素發生變化，特別是全球經濟復蘇不及預期以及特朗普政府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預計下半年宏觀政策會進入防御模式，目的是應對“經濟增長”和“金融波動”兩方面的風險。

首先，貨幣和財政政策分別回歸真正的中性和積極立場將成為下一步政策調整的方向。

目前來看，貨幣政策層面已經率先作出調整：鑒于社融從表外轉表內過程中面臨的障礙，年初以來央行已經連續3次降準釋放中長期資金來支持實體經濟，這充分反映了央行在重新平衡穩增長和控風險之間的關系。在上周末降準聲明中，央行明確提出“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為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對此，我們的理解是：一方面，央行和監管層去杠桿的政策立場沒有發生改變；另一方面，為去杠桿創造良好的流動性環境來平衡“發展和改革”，以實現中央“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在此背景下，我們認為下半年央行還繼續降準來確保基礎貨幣供給能滿足實體經濟平穩增長的需要，降準具體的次數和時間點除了基于基本面的變化之外，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也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在降準的基礎上，表內信貸增長預計會有明顯改善來對沖表外融資的收緊。 財政政策層面，在4月份政治局會議上重提“擴大內需”的背景下，我們認為下半年財政支出會有所提速，同時專項債和地方債的發行也會明顯加快，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基建融資困難的局面，有利于基建投資在下半年企穩。

其次，更有彈性的匯率政策是外部金融風險傳導的緩沖器。

目前國內債市違約是監管層主動打破“剛性兌付”推動市場逐步出清的舉措，因此整體可控，不會形成系統性風險。我們認為，下半年中國經濟主要風險還是來自于美聯儲加息以及貿易爭端升級帶來的全球避險情緒上升，導致美元回流以及美元本身持續走強給新興市場國家帶來的匯率風險和流動性風險。

最近兩個月，與美國經濟持續向好相對應的是美國以外地區的經濟復蘇動能減弱導致美元融資需求下滑，同時海外風險資產價格存在的下行風險也導致資本回流相對安全的美元資產。這都使得美元持續走強，并由此導致部分經濟和金融層面相對脆弱的新興市場國家（例如阿根廷、土耳其）提前出現貨幣危機。

目前國內經濟基本面平穩提供了較大的政策空間，因此人民幣相對于其他新興市場貨幣而言相對堅挺。 但即便如此，考慮到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幅會更大，這對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要求更高，在堅持金融去杠桿立場不變的情況下，更市場化和更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是對沖外部金融風險傳導的第一道防線。

近期人民幣匯率出現較大幅度的下跌，我們認為，這是對去年以來美元走弱推動人民幣持續升值這一走勢的修正，并非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重現。下半年市場需要適應人民幣匯率的雙向寬幅波動的常態化，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幣匯率持續單邊升值或者貶值。

但如果美元持續升值造成人民幣匯率層面壓力過大，以及原油價格進一步攀升推升國內通脹水平，央行可能會考慮加息來應對，那就會形成“加息+降準”這種相對奇怪組合。我們認為“加息+降準”組合出現的概率并不低。這背后的邏輯是在難以實現同時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情況下，央行傾向于短期內先解決“融資難”的問題。因為短期內“融資貴”只是成本的問題，而“融資難”關系到企業的生存。而鑒于國內市場利率已經明顯高于基準利率，加息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起到“信號”的作用，并不會造成企業融資成本短期內大幅上升進而對實體經濟形成顯著負面影響。

按照慣例，中央政治局會在7月份研究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會議前后政策層面調整的方向會逐步明朗。考慮到下半年全球經濟和貿易層面的不確定性較高，我們認為，中央在政策調整的力度方面不能完全根據屆時的情況來判斷，而是要預留一定的提前量。 因為從政策出臺到政策發揮效應至少有一個季度左右的時滯，如果到三季度末發現經濟基本面比預想的要更差，時間上再做政策調整的余地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