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央行公告稱，將于3月16日實施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對達到考核標準的銀行定向降準0.5至1個百分點，釋放長期資金4000億元；此外，對符合條件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再額外定向降準1個百分點，釋放長期資金1500億元。因此，本次降準共釋放長期資金5500億元。

此次降準在預期之內，是前期政策寬松信號的靴子落地。早在2月24日央行副行長陳雨露稱“近期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將進行年度動態調整”，2月27日央行副行長劉國強稱“對普惠金融服務達標的銀行擇機定向降準”，3月1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稱“抓緊出臺普惠金融定向降準措施”。最近幾次降準前，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都釋放了相關的信號，而且從釋放信號到降準落地的時間間隔通常在一周以內，因此本次降準已基本被市場預期到。

為何選擇此時進行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普惠金融考核定向降準是每年年初的規定操作。大力推動普惠金融是近年來的貨幣政策重點工作之一，目的是讓更多在獲取信貸資源上沒有優勢的主體，比如中小企業能夠得到貸款支持。2019年在央行和銀保監會“兩增兩控”的監管壓力下，普惠金融信貸大幅增加，本次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屬于事后激勵，也能推動銀行進一步加大對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

第二，釋放中長期資金，為復工復產做準備。從2月官方制造業PMI創歷史新低來看，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大概率會比市場主流預期更為深遠，國內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后，加快復工復產是當務之急。在近兩個月的停工、停產期間，一些企業的收入基本為零，即使是復工后很多企業的現金流完全恢復也需要一段時間，它們的生產經營對外源性融資有很高訴求。央行通過普惠金融定向降準，有助于鼓勵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等的貸款支持，幫助企業度過難關，緩釋信用風險。

第三，降低商業銀行綜合負債成本，為實體降成本提供基礎。201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及降低社會融資成本，降成本是今年央行的重點工作之一。為推進這項工作，LPR改革加快，通過降MLF利率引導LPR報價利率下調，進而向貸款利率傳導。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MLF余額不到商業銀行總負債的2%，銀行負債主要靠存款，但存款利率沒有錨定MLF利率。也就是說，如果只降MLF利率，LPR利率和貸款利率隨之下調，但銀行的綜合負債成本下降微乎其微。在銀行息差被擠壓的情況下，想繼續壓降貸款利率和銀行加大信貸投放有難度。

對銀行來說，降準釋放的資金是零成本的，相比于調降MLF利率，降準在降低銀行綜合負債成本上的效果更為顯著，這也是為何近年降準頻率增加的原因之一。在銀行綜合負債成本下降后，筆者預計近期MLF利率將降低，3月20日的LPF報價利率也會下調。

第四，應對海外疫情擴散帶來的沖擊。新冠疫情在國內基本得到控制的同時，正在海外加速擴散，未來兩三天海外確診病例數有可能就超過了中國境內。近期媒體報道海外一些高管政要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筆者認為海外疫情的實際情況，比統計數據顯示得更為嚴峻。

這也導致了近期海外金融市場的大震蕩，3月12日9個國家的股票指數觸及熔斷，史無前例。資本市場在定價經濟衰退，甚至進入危機模式。它至少會通過兩個渠道影響到中國：一是海外風險資產大跌可能會對國內資本市場形成一定的擾動，最近有人稱A股成為了避風港，但筆者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外盤大跌后A股很難獨善其身；二是對中國的外需構成極大打擊，除了經濟放緩后對中國產品的進口需求減少外，歷史經驗還顯示經濟衰退后貿易爭端也會變得更加頻繁。

中國需要積極應對內需放緩和全球衰退帶來的沖擊，加大逆周期調節。2020年貨幣、財政穩增長的力度都會加碼，而本次定向降準開啟了這種雙寬松模式。

短期的政策重點在于創造有效需求。房地產作為傳統的需求端穩增長手段，在居民杠桿率高位的情況下，放棄“房住不炒”調控總基調的概率不大。根據筆者測算，2016年-2019年國內商品房銷售透支了15.7億平方米，即使是地產調控放松，房地產對經濟的托底力度也遠不如2008年。

而制造業企業2018年進行了一輪設備更新，按6年左右更新一次的頻率看，未來幾年的設備更新需求可能都較弱。新增的制造業投資具有順周期性，伴隨著國內增長放緩、全球貿易環境惡化，加之制造業企業以民企為主，受疫情沖擊更為明顯，近兩年新增制造業投資可能都沒有大的亮點。

因此，由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成為短期托底經濟的著力點。筆者測算在其他終端需求不變的情況下，2020年GDP增速達到實現兩個翻一番需要的5.6%，全口徑基建投資增速要到15%左右。

基建具體的投向上，新、老基建都不可缺席。近期市場對新基建討論得比較多，代表了大家對經濟轉型的預期，但從投資規模看，它在短期穩增長中的作用有限。七大新基建方向2020年的投資大概在1萬億，只占基建總投資的5%左右。因此，穩增長訴求下傳統基建項目投資維持一定增速依然很有必要，在推出大項目的同時，預計也會向環保、公共衛生服務和應急物資保障等領域傾斜。

基建擴張需要財政發力支持，但預算內資金投向基建的規模很可能沒有增量。由于針對疫情的階段性稅費減免、2019年大規模減稅降費的翹尾效應（大規模減稅降費從2019年二季度開始，從同比角度看去年所出臺的政策在今年執行，對一季度的財政收入是拖累），筆者測算即使是財政赤字率提高到3.5%，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也可能只是和2019年持平。而近年預算內資金投向基建的比例穩定在11%，在防疫、扶貧的壓力下，2020年投向基建的比例也很難提高。

因此，穩基建的重點在于廣義財政擴張：

一是增加土地出讓收入。3月12日國務院印發《關于授權和委托用地審批權的決定》，省級政府獲得耕地轉性的授權后，農用地向建設用地的轉化工作將加快。省級政府可以在轄區內通盤考慮，通過置換等方式將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向人口流入城市傾斜，省會等城市的建設用地供應能力上升。而增量建設用地指標和人口流動趨勢相匹配，建設用地能夠獲得更高的出讓價格，有助于增厚土地出讓收入。

二是新增專項債擴容。如果今年新增專項債額度提高至3.5萬億、投向基建的比例從2019年的不足三成提高至七成，專項債投向基建相比于2019年將有1.8萬億的增量。

三是政策性金融加大對基建的支持，主要是國開行配套貸款。2月21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發揮好政策性金融作用”，今年有可能通過PSL來加大對基建項目配套貸款的支持。

貨幣也將加大寬松力度。一方面是為了配合寬財政（給予金融機構充足的流動性，應對地方債和國債供給增多、基建帶來的融資需求提升等）。另一方面是激活人民幣匯率的宏觀調控作用，在全球競爭性寬松的浪潮下，國內貨幣政策基調若偏緊，在財政刺激下，國內利率可能處于較高的位置，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容易出現大幅升值，在外需萎靡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升值將使國內企業的需求進一步下滑，削弱財政穩增長的效用。

筆者預計今年4月到5月，會實施一次全面降準，判斷這一時點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近期復工開始加快，在沒有發生境外輸入病例導致國內疫情二次爆發的尾部風險下，4月份生產可能基本得到恢復，企業的融資需求會進一步擴大。二是預計兩會將在4月召開，確定今年的赤字規模和新增專項債額度，此后國債和地方債發行加快，這需要貨幣寬松配合，避免債券供給上升后對市場流動性的凍結。三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發布計劃，一季度GDP增長數據將在4月17日公布，毫無疑問它會大幅回落，甚至可能為負，無論是穩增長還是穩定市場信心，都需要央行采取行動。

總結一下，本次降準在預期之內，目的包括給金融機構開展普惠金融提供正向激勵、為復工復產提供資金支持、降低商業銀行綜合負債成本和應對疫情海外擴散的沖擊。中國需要積極應對內需放緩和全球衰退帶來的沖擊，本次定向降準開啟了貨幣和財政的雙寬松，財政穩基建力度將加碼，貨幣政策也會加大寬松力度，預計4月到5月將實施一次全面降準。

來源：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