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現實的問題在于，一方面，新增開采資源并不豐富，而原有可供大規模開采的資源基本已被國有煤炭企業瓜分；另一方面，采礦權一級市場的行政劃撥，二級市場亦未真正放開，真正實現礦業權流轉相當少見。中國自1996年允許礦業權流轉之后的五年時間里，包括煤炭企業在內的礦業權流轉只發生了270余項。(詳見《財經》2002年第1期《礦業危情時刻》)

“到目前為止，煤炭行業還是封閉的。”錢平凡說，“國家資源沒有市場化，產權交易過程中采礦權作價環節無法進行，增加了交易的難度。”他說。

據錢平凡介紹，淮南煤礦曾計劃和浙江能源、上海能源以及香港中華電力等企業合作辦電，主要內容就是拿煤炭資源與對方合作。但在實際操作中，合作雙方發現，資源在成本報表上難以顯示出應有價值——因為國家收取的只有噸煤幾角錢的成本——假如按這樣的標準確定合作基礎，對淮南煤礦極為不利。

2002年11月18日，新疆石河子曾舉行全國首例煤炭資源礦業權拍賣，一噸煤的礦業權市場拍賣價達到2元，遠高于政府收取的采礦權成本。參照這一價格，淮南煤礦請專家計算其資源權的實際市場價格，最后得出噸煤10元。但是，由于浙江能源、上海能源都屬國有企業，在合作過程中，雙方資產評估作價必須有據可依，因此，這個資源權噸煤10元的作價辦法，很長時間都沒有得到認可。

不過，最新傳來的消息是，2004年12月23日，浙江能源將接受這一作價方案，雙方正式簽訂合作協議。但同樣因作價問題，淮南煤礦與香港中華電力的合作尚屬擱置狀態。

錢平凡告訴《財經》，淮南煤礦與浙江能源的這種聯合，在目前的煤炭行業中是第一家；這種作價方式無疑具有開創性，但背后的問題是，交易雙方都需要一定的勇氣。因為在政府行業規章方面，這樣的作價辦法缺乏足夠的依據，屬交易雙方一對一議價的結果，尤其是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具有一定的風險性。

煤炭產品一般不存在品牌問題，只有在煤炭資源公開招標與拍賣的市場中，眾多投資者進入煤炭產業，才能使煤炭產業成為一個競爭激烈的產業。然后，通過激烈的競爭，不斷提高煤炭產業的全員效率，同時采用先進的技術與管理，通過規模化生產降低噸煤成本，以應對市場競爭。這幾乎是任何一個國家煤炭產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但在中國，現實中存在的資源非市場化，使得這樣的發展路徑無法變為現實。

資源難以市場化，還嚴重阻礙了煤炭企業之間的擴張重組，每個煤炭企業固守自己分得的一塊資源，劃區而治。因資源枯竭導致一個企業甚至一個地區經濟崩盤的情況，可謂屢見不鮮。

價格管制

由于多年來對于銷售終端實行價格管制，煤礦的利潤被源源不斷地轉移到其他行業，其自身持續健康發展受到限制

在中國高層的改革議程表上，煤炭行業的位置一直偏后。

中國是一個能源緊缺的國家，煤炭在中國一次能源消費比重一直占三分之二以上。建國以來至1992年，為保證國民經濟整體運行水平，煤炭行業一直實行價格管制，處于微利或虧損邊緣，其中有25年全行業虧損。這被稱為“政策性虧損”。

1992年，民用商品煤價格放開。但亞洲金融危機接踵而至，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全國煤炭庫存近2億噸，60%以上的礦井處于停產或者半停產狀態。1998年，煤炭價格比上年下跌4%，1999年下跌10%，2000年又下跌3%。

除了民用商品煤，中國煤炭產品的主要需求者是電力企業。2003年全國煤炭消費量16.7億噸，其中電力用煤8.5億噸，占53.5%。在電煤這一塊，即使1992年放開商品煤價格后，仍然實行政府指導價，價格水平一直很低。2004年6月，國務院針對煤炭供需形勢決定電價調整后，才決定電煤價格不分重點合同內外，均由供需雙方協商確定，表明了政府徹底放開電煤價格的決心。

但是，由于歷史的慣性、部分地方政府的干預和發電企業集中采購的優勢，目前真正意義上的相互協商確定煤炭價格的機制并未形成，電煤與市場煤價格、計劃內與計劃外、省內與省外三種價格差距依然較大。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濮洪九透露，截至9月末，國有大型煤炭企業(原中央財政煤炭企業)電煤平均價格每噸155.59元，比當期商品煤平均售價198.54元低了42.95元。

由于多年來對銷售終端實行價格管制，煤礦的利潤被源源不斷轉移到其他行業，其自身持續健康發展受到限制。在中國進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二十多年后，呈現在人們眼前的，依舊是一個被稱作“慘、窮、亂”的煤炭行業。

從1981年到2002年的22年間，有21年國有重點煤礦整體虧損，最高年虧損額達到59.41億元。1985年-2003年，中央財政共動用512億元資金補貼煤礦虧損。1998年以來，中央和地方財政出資400多億元用于國有煤礦關閉破產，預計總額將突破600億元；每年出資46億元，通過轉移支付彌補國有煤礦養老金缺口，累計已經達到588億元。

資源壟斷，價格管制，使煤炭企業一直改革動力不足。陳家山礦難后，記者試圖采訪陳家山煤礦負責人，遍尋無果。11月30日，在礦工單身宿舍樓前，礦工們議論紛紛：“出了事，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人，換個地方還能當官”；“每天就知道開調度會，要我們多挖巷道、多采煤、多干活，他們好去多拿效益獎。將來煤挖完了怎么辦？沒人管。”

1997年到2000年，國有重點煤礦被下放到地方，堪稱中國煤炭行業狀況最衰落的一個階段。1998年7月3日，國務院發布通知，將原煤炭工業部直屬和直接管理的94戶國有重點煤礦下放地方管理；原煤炭部在16個重點產煤省、區、市設立的煤炭工業管理局暫予保留，原有職能和經費渠道不變。京煤集團前身北京礦務局、銅川礦務局以及鄭煤集團，都屬94戶行列(參見輔文《改革開放后中國煤礦體制變遷》)。

對于那一輪的中央煤炭企業下放，煤炭行業業內人士今天的抱怨是“國家甩包袱”；下放過程中，政府對于困難國有煤炭企業破產、債轉股乃至大力關停并轉小煤窯方面，給予了大量政策支持，但沒有同步進行煤炭企業的產權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