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山西“3·22”礦難的死亡人數已達到62人，還有10人下落不明。孟南莊煤礦屬于違法開采礦井，一是生產許可證過期，二是擅自越界開采，三是風井違規出煤，四是二號坑安全設施設計未經煤礦安全監察機構審查同意，擅自施工、擴建。與此相對的，新疆巴楚地震盡管震級只有6.8級，但由于是淺表地震，烈度達到了9—10度，達到了地震破壞的高限度，造成了44345間房屋倒塌，有6000余人被埋在廢墟中，然而，經過奮力搶救，有267人喪生，中外專家都稱“這么強的烈度，這樣低的死亡率簡直是個奇跡”。 

    天災不能避免，而人禍可以避免。然而，天災在各級部門對人們生命權的高度關注，在廣大的群眾眾志成城面前，顯示出它的渺小。而山西“3·22”礦難的發生，是在各級部門三令五申安全生產的情況下發生，而更令人氣憤的是，煤礦主只顧生產，不顧安全，漠視廣大礦工的生命權。兩個不同地點的新聞都讓人產生強烈的震撼，體現出兩種不同的態度，那就是對人的生命權的態度，對法律和制度的尊重的態度。對礦工生命權的漠視，對安全生產的漠視，對法律和制度的漠視，讓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法律到底怎么了？ 

    2002年6月29日，《安全生產法》由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也有幾個月了。然而，自今年2月份以來，呂梁地區發生了三起一次性死亡10人以上的煤礦安全事故。我們不禁要問，法律的權威在哪里？美國法學家伯爾曼曾說過這樣的名言：“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僵死的教條，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安全生產法》的制定規范著我們的生產行為，而且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的相關制度，按照這些法律和制度來，礦工的生命權就能得到基本的尊重。 

    我們很難想像礦難發生時，礦井下是什么感受，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礦工都是渴望生命的，或許他們的家人正在等待他們的丈夫、他們的父親回家吃頓飯。財產權和生命權的位階，這已經是沒有任何討論意義的話題。然而，總有那么一些人為了實現自己的財產權，無視他人的生命權。經濟利益的驅動是一方面的原因，而另外的原因恐怕在于他們有著可以逃脫法律制裁的“背景”，他們有著可以無視法制權威存在的資本。 

    面對著屢禁不止的安全事故，我們應當加重對有關責任人的處罰。我國《刑法》關于重大責任事故和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的規定，最高刑罰為7年有期徒刑，這樣的刑罰對于可以謀取的暴利來說，顯然不足以達到威懾的作用，而有關的領導放任這種事故的發生的行為更多的是接受紀律和行政的處罰。 

    法制權威得不到尊重的又一原因在于法律制裁不具備足夠的威懾作用。懲罰責任人不是我們的立法目的，但是立法目的要得以實現，應當有讓責任人足可以感到震懾的懲罰措施。否則，一個地區連續一個多月發生三起特大安全事故的現象仍會發生。所以，建議有關部門通過有關司法解釋加重對于重大責任事故罪和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的刑罰，讓廣大的礦工的生命權有著更足夠的保護。 

    一個國家的法治的理想狀態就是法制權威得到尊重，對于我們建設中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來說，有法可依是最低的層次，社會對法制的普遍尊重才是高級狀態，不要讓某些人享有有法不依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