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出發，第二天傍晚，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我們才在呂梁山的南段、晉陜峽谷的黃河岸邊，找到了事故的發生地。

筆記本上記下的日期是：2002年5月15日，事故發生已經過去了11個晝夜。

出發前，我們就感到了這次采訪必將十分艱難：以往經驗證明，先期到達事故現場的媒體固然可以獲得第一手的資料，但也面臨著沒有線索、人生地不熟的局面。像空降兵一樣被撒在陌生地域的記者，要從一條小小的線索，順藤摸瓜，擴大到可以見諸報端的稿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事故已經發生了十幾天，如果想掩飾背后內幕的話，假話已有充足的時間編排圓滿。

但我們沒有想到，這次采訪比想象更加艱難。它是我們多年記者生涯和多次參加災難性報道最艱難，也是事故性質最惡劣的一次。

我們一路問過來，尋找出事的小煤礦，指著指著，不同的指路人出現了同樣的眼神和疑問：“你們是干啥的？問這干啥？”

依照經驗，我們知道，現場快到了。

再問，被問的人索性不說了。

我們下車四顧，發現距公路幾百米處有一處礦井口，井口上顯然有被燒過的痕跡，井口周圍的樹被燒得枯死一片，礦井附近，停著一輛黃色的礦山搶險車。

就是它。

與我們印象中的搶險場面不同，井口冷清得令人吃驚。可距離現場達20公里之遙的搶險指揮部卻熱鬧得讓人吃驚。搶險指揮部的薛副總指揮請我們進屋的同時聲稱，只是隨便聊聊，不接受采訪。接著，連珠炮一般地堵回了記者的提問。

“井里可能有人，也可能沒有人，不知道。”

“資料沒有。礦方全毀掉了。”

“從存煤情況看，這個煤礦根本就沒有投產過。”

“我們根本找不到家屬，5月12日倒有一群人來鬧過。礦上的人也一個沒找到，早跑光了！”

帶著指揮部送的一份搶險資料，我們近乎一無所獲地離開。但一個個問號從心中升起：

山西的煤礦出事，為什么把搶險指揮部設在陜西？現在的指揮部所在地陜西韓城桑樹坪并不比現場十幾公里外的山西一側棗嶺鄉更近。這樣的設置，是為了方便，還是為了保密？

還有，曾在礦上工作過的人和遇難者家屬，怎么可能在工友和親人生死未知的情況下，就跑得一個不剩？再說，不是有自稱家屬的人來過礦上嗎？就地詢問一番，井下人數不就一清二楚了嗎？

此時已是5月15日深夜，我們決定夜赴陜西韓城。知情人提供線索說，前幾天那里住過遇險者家屬。

遇險者家屬的蹤跡曾出現在韓城火車站附近的一條街。5月16日早晨，我們找到了那條街。

在一家名叫秦龍的旅館門前，一位服務員朝我們呶呶嘴：“那就是礦上來的家屬！”

我們追上那個衣衫破舊的老人：“咱們談談富源礦上的事行嗎？”

老人雖然遲疑但還是答應了，“換個地方說吧！”

這時，秦龍旅館的老板踱出了門外，老人一見立即改口，“我不知道礦上的事！”竟頭也不回地越走越遠。

我們追上他，好說歹說，他再也不改口，只是咬定：“礦上的事跟我沒關系！”

站在街上，我們望著老人的背影，心里十分失望。

接著再問其他旅社，人人表情淡漠，“沒有家屬在這兒住！”

秦龍旅館的老板見我們的攝影記者給他拍了照，氣勢洶洶、大喊大叫地逼過來：“我這兒要是住過一個礦上的家屬，我輸給你5000塊錢！”

我們不得不借助公安人員的力量脫身。當我們跟著公安人員走進各旅館檢查時才發現，原本站著很多人的街道頃刻間變得空無一人，連旅館的房間也是空空的，住的人走得匆忙，連房門都沒來得及關，杯子里的水全是熱的。

我們突然意識到，找到遇險者家屬這件事沒有事先想象得那么容易。在以后的采訪中，我們的感覺得到了印證。

與秦龍老板的沖突使我們感覺到了保護自己安全的重要。事實上，在韓城的幾天中，只要我們出現在遇險者家屬附近，總是覺得有幾雙異樣的眼睛在暗中盯著我們。提供線索的知情人帶我們出去時，心里十分害怕，他躲藏在汽車的后備廂里，生怕有人從車窗口認出他。他的擔心不是憑空產生，我們還沒有離開韓城，他就受到了恫嚇。

調查受阻，我們心急如焚。

此時，一個知情人向我們透露，韓城郊外有一個了解事情真相的人，他愿意帶我們前往。

到了那里，知情人進去，我們站在路邊等，所有的希望都在這一刻。

半小時后，知情人沮喪地出來，對方堅決不肯見記者。

正當我們一籌莫展時，記者的電話響了。我們曾經聯系過的韓城礦務局宣傳部的同志告知，韓城礦山救援大隊愿意接受我們的正面采訪。這個大隊是運城富源煤礦出事后，第一個趕到現場的救援機構，采訪它有重要價值。

救援大隊的同志告訴我們，在運城5月4日的礦難中，當場就有一人死亡，他們把尸體當面交給了礦方。

這一消息告訴我們，運城礦難中有人死亡，而且礦方當時就知道。

這次采訪轉變了我們被動的局面。

在這期間，我們多次將稿子中的遇難者改為遇險者，就是為了心中僥幸而存的一點希望，萬一，在井下的他們能從已聯通的其他巷道里逃出來呢？

就現實而言，這是不可能的；但就人情而言，我們期望奇跡發生。

另一路記者駐扎在山西河津，幾乎同時，他們向我們提供了部分遇險礦工所在家鄉湖北省鄖西縣政府派人來韓城的消息，并想盡一切辦法、動用一切關系，在看守所采訪到了已被拘留的礦長。

我們在韓城下峪口鎮見到了遠道而來的鄖西縣副縣長，在他的鼓勵下，礦難的幸存者和遇險者家屬向我們開了口。

5月16日晚9時，我們從遇險者家屬張振銀那里得到了一份完整的遇險者名單，上面寫著20名井下遇險者和1名當場遇難者的名字。

張振銀在這次事故中失去了18歲的侄兒。他帶著悲痛在韓城四處尋找，問遍了所有的遇險者家屬，在我們到來之前，最后確認了這份名單。

以張振銀個人的力量，他花了十幾天的時間才搞清這張名單。這張名單和遇難者的數字，經我們反復核實，被迅速發往總社編輯部，新華社于5月17日播發了我們采寫的長篇通訊《誰掩蓋了事實真相》。第二天，搶險指揮部公布，從已被公安機關拘留的礦長口中，他們得知井下共有20人。

至此，山西運城富源煤礦特大透水事故的蓋子被揭開了。

時間短，采訪量大，我們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隨著事故真相一天天地顯露，我們的心情沒有因報道任務的順利進展而輕松，反而一天比一天更沉重。

在這次事故中，礦長隱瞞真相讓人憤怒，可某些官員的漠然更讓人寒心。

直到事故發生后的第15天，動作遲緩的河津市政府領導才到韓城去看望那些失去了親人的家屬。這個慰問儀式，領導只是在住有家屬的院子里象征性地站了一下，沒有等到家屬們走出來，領導已經抽身離去，他們根本沒有進入任何一個房間。

正坐在遇險者家屬李庭枝房間里采訪的我們，一邊安慰著因提到丈夫再次哭泣的她，一邊看著門外，期望著有領導走進來，和記者一起撫慰這位26歲就失去丈夫的婦女。李庭枝的要求并不高，她要見到丈夫的尸體，她要政府給個合理的解釋。

然而記者又失望了。這個儀式，竟然連過場都沒有走完就結束了。

在此次運城富源煤礦特大透水事故的采訪中，我們見慣了太多的含含糊糊，見慣了太多的吞吞吐吐，我們必須在這么多的人命面前，旗幟鮮明地表態：我們要替他們說話，替無辜身亡的那21名礦工說話。

死去的人再也不會開口，為了他們死后還要被埋名地下的冤屈，為了更多的人不再重演類似的悲劇，一種力量始終推動著我們對這起事故的調查深入深入再深入，直到全部的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