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索近年來我國煤炭行業的災難事故的報道，“鄉鎮煤礦”成為與瓦斯爆炸、透水事故等“血淚故事”直接相連、頻率最高的一個詞。有學者稱，鄉鎮煤礦總產量不到全國煤炭總量的1/4，事故死亡人數卻占全國煤礦死亡人數2/3多。

    
    105個鮮活的生命瞬間逝去，這樁慘劇在令人痛心的同時，也發人深省:山西洪洞“12·5”礦難是偶然之禍，還是帶有某種必然的因素？

    連日來，早報記者走訪了事發礦難的所在地，并采訪了多位知情的業內人士和專家，試圖挖掘并還原出一個典型的“鄉鎮煤礦”的災難形成軌跡。

    18座煤礦支起的“煤炭之鄉”

    新窯煤礦，位于洪洞縣西北30公里處的左木鄉。按照其在煤炭管理部門的備案資料，該煤礦為年產量21萬噸、低瓦斯的鄉鎮煤礦。

    如果僅從名稱上看，許多人可能會誤以為，“鄉鎮煤礦”就是國有省屬、市(縣)屬以外的，屬于鄉鎮所有的煤礦。實際上，我國目前“鄉鎮煤礦”的說法是個統稱，除了包含鄉鎮開辦的集體煤礦企業以外，還包括村辦煤礦、私營煤礦等。

    據悉，發生“12·5”瓦斯爆炸的新窯煤礦就是一個私營煤礦。目前，礦主王宏亮及煤礦的實際控制人王東海仍在通緝追捕中。

    據了解，鄉鎮煤礦是在上世紀80年代煤炭能源需求大增的背景下而應運而生的。當時，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煤炭作為基礎能源一度出現緊張，各地也因此對鄉鎮煤礦采取了寬松的政策，允許“先上車后買票”。據統計，1997年全國鄉鎮煤礦達8.2萬個(不含無證煤礦)，產量6.2億噸，占全國煤炭產量的46.6％。而煤炭大省山西在最高峰時也有上萬家煤礦，其中多為產能低下的鄉鎮煤礦。

    時光轉至20世紀末期，鄉鎮煤礦的各種弊端不斷顯現，1998年山西實施“并井壓產”政策，年產量低于9萬噸的小型鄉鎮煤礦被大量關停，其他鄉鎮煤礦也不斷整改。目前，山西全省僅有4000多個煤礦，而鄉鎮煤礦的平均年產能也提高至13萬噸。

    早報記者調查發現，在新窯煤礦所在的洪洞縣左木鄉就有18座鄉鎮煤礦。煤炭產業成為支撐左木鄉經濟命脈的主角，并為其贏得了“煤炭之鄉”的美譽。

    兩個“拼命”釀就“血淚煤炭”

    在多日采訪中，早報記者發現，諸如新窯煤礦在內的左木鄉的多家煤礦的工人多是來自河北、四川、重慶等地的外來務工人員，平均學歷都在小學到初中。一位識字有限的河北籍50歲上下的“老礦工”因技術嫻熟和人脈原因而成為20多位礦工的工頭和管理者。

    對于“本地工人奇少、外地工人居絕大多數”的現象，當地一位煤炭部門的管理人員對早報記者分析:“外地人出于掙錢的目的，都肯拼命干活，管理起來也容易；而本地人的要求很多，干起活來卻不上勁。”據了解，在洪洞，一位嫻熟礦工的月收入在3000－5000元左右，“這比在家來錢快多了。”河北邯鄲籍礦工袁先生說。

    而由于鄉鎮煤礦中多為私營，為了最大限度牟利，往往在安全設施上“能省則省”，在作業環境上“能湊合就湊合”。按照國家安監總局等官員對“12·5”礦難的初步調查，新窯煤礦存在多個管理上的問題，如:超層越界、非法盜采，違規使用非防爆機動三輪車；非法盜采的9號煤層未進行瓦斯等級鑒定；沒有形成獨立的通風系統，沒有安裝瓦斯監測監控系統；井下礦工多數沒有配備自救器等。

    “低素質的人在從事高危險、高難度的工作，再加上煤礦技術水平和生產工藝落后，現場管理水平差，發生事故在所難免。”河北省安全監督生產管理局的專家張廣富、李發祥等人撰文指出，在當前煤炭價格高企、煤炭行業已成暴利行業的背景下，一些個體礦主為了利益“拼命”下達產量指標，工人為了掙錢“拼命”出煤，這兩個“拼命”是造成事故頻發的直接根源。

    死亡10人以上最高才罰5000元

    “嚴禁采礦權人以承包、轉包或者租賃等方式，擅自轉讓采礦權”，“禁止違法越層越界開采”……在2001年11月就頒布實施的《山西省鄉鎮煤炭安全生產規定》中，政府管理部門的禁令成為多數“惟利益優先”的礦主們充耳不聞的口號而已。

    國家安監總局等專家、官員對“12·5”礦難的調查發現，山西洪洞的新窯煤礦存在“層層轉包”、“以包代管”等現象。早報記者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據礦工反映，肇事的新窯煤礦的9號礦井是由洪洞縣左木鄉霍家村的村民任楊虎承包的。

    日前，早報記者專程趕往任楊虎家。他的父親證實了“承包9號井”之事，但以“不了解更多情況”為由，沒有透露更詳細的情況。這位老人見到記者的第一句就是“娃兒有事沒有？”——12月6日，礦難被曝光后的次日，任楊虎就被當地警方控制，自此再無他的音信。他的胞弟任楊龍也從另外一個煤礦的管理者的位置上暫時賦閑在家——其他煤礦因“12·5”而統統停產整頓。

    任楊龍告訴早報記者，這種停產整頓的事情經常發生，“只要周圍地區被查出有違規的問題，其他煤礦一律也都跟著停產整頓”。而一旦平安無事的“和平日子”里，礦主們則拼命“加班加點”，“把被扣的時間撈回來”。

    同樣在《山西省鄉鎮煤炭安全生產規定》中，一條對特大事故處理的規定則讓人唏噓不已。該《規定》第28條第4款是:“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依《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執行，并對事故責任者處以3000元至5000元的罰款；對事故單位依法給予行政處罰。”

    “死亡10人以上，至多才罰5000元，這對財大氣粗的‘煤老板’來說，簡直沒有任何威懾力。”一位法律界人士分析說，立法的問題比執行更為重要。

    “12·5”礦難的105位遇難礦工的生命再次向人們昭示:鄉鎮煤礦的治理更需要人們的關注。

    一些煤炭行業的研究專家表示，如果對于已經發生事故并未深挖事故根源、研究事故的普遍規律，而是以“停”代“整”，不論安全條件如何一律停產整頓(被喻為“一人感冒大家吃藥”)，并多以“鎖井停電”為主要手段，這將會陷入“事故→整頓→復產→事故→整頓”的惡性循環，從而埋下了更多的安全隱患。

    但讓人欣慰的是，政府領導和相關監管者已充分認識到這些。山西省代省長孟學農強調，要真正把加強煤炭資源整合作為煤炭安全生產的治本之策，通過重組整合、產能置換、關小建大，引導和推動煤炭資源的生產要素向大型煤炭集團聚攏，發展一批安全高效的現代化礦井，為安全生產奠定基礎。  

來源：東方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