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氣候變化議題上，中國除了在國際談判中爭取更大的發展權外，決策層還要從國家戰略層面上抓緊做好兩件大事，不可再等。

　　第一件大事是，2012年前抓緊征收“國內碳稅”，以遏制發達國家的“碳關稅”出臺。征收“國內碳稅”能夠達到三個目的，一是在國際“碳關稅” 壓力中，變被動為主動。盡管美國提出的“碳關稅”是違反自由貿易原則的，但從趨勢看，發達國家已經設定了這方面的話題�熚覀儾荒鼙粍拥却�，中國應在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之前，先征收國內碳稅。雙重征稅是違反WTO原則的，如果我們征收了國內碳稅，美國再征收碳關稅就是違法；二是在國內生產中，能夠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瑞典的經驗值得借鑒，瑞典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世界的比例從來就沒有超過0．5％。其成功之道就在于，他們通過對石油課以重稅（標準是每噸 100美元）來推廣生物能源。在重稅之下，瑞典眾多企業競相尋找低成本的生物能源，將很多生物質廢棄物變成了能源。今天瑞典生物燃料的使用率已超過 50％，成為世界工業化國家使用生物能源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三是政府可以將碳稅帶來的收入，補貼那些節能減排成效好的企業。

　　第二件大事是，抓緊研究“稀土—碳排放權”捆綁計劃。如果說碳排放是美國對中國“發展權”的限制，那么，稀土等戰略資源就是中國對西方“進化權”的限制。中國必須打好稀土等戰略資源這張牌。為此，筆者建議：以稀土等戰略資源出口配額多寡，換發達國家的減排技術。據世界自然資源研究所一項研究表明，在基準減排情景下，中國需要60多種技術，其中40多種是我們不掌握的核心技術。中國可以通過控制出口配額多寡，換發達國家的減排技術。

　　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國際趨勢，也是我國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選擇。在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中，通過多途徑探索減排方式，才是解決國際“碳”壓的根本之策。

　　第一，做好“碳預算”。一是從“十二五”規劃開始，各部門和各地方政府都要做好“碳預算”。建議從“十二五”規劃開始，將“碳預算”列入部門和地方政府預算框架，今后政府的每項決策，不僅要考慮資金的收入和支出，還要考慮碳的排放和吸收。這意味著把減排工作滲透到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二是“碳預算”要按人配額，以實現“扶貧”和“遏制奢侈浪費”的雙重功效。堅持“減排人人有責，配額公平對等”原則，在全國范圍內設定一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普式上限，“按人配額”。將來富裕人群如果配額不夠，可以向低收入人群購買碳排放指標，這是一種等價交換的關系，既能達到“扶貧”的目的，又能遏制“奢侈浪費”。三是建立地區間或省際碳預算轉移支付機制。為了保證總量平衡，中央從全國“一盤棋”角度，用落后地區的碳盈余去填補發達地區碳虧空。發達地區用資金來交換碳排放空間，可以看成是一種公平的補償。

　　第二，加強國際合作。一是與國際低碳城市、低碳企業建立合作聯盟。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歐美發達國家，在減排方面已積累了很多經驗，我們要在合作中學技術、學經驗。國際間的合作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從中小城市、企業、商業項目入手。在節能減排上，中小型城市、企業、商業項目的合作，比國家間和大城市間的合作更容易量化，標準也好制定，減排效果也便于檢驗。二是與周邊國家結成低碳化產業供應鏈。考慮到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中國原材料價格上漲和用工成本的提高，中國制造業應該專心做上游（戰略決策、技術研發、品控標準、資源整合與金融運作）和下游（品牌塑造、營銷傳播和客戶服務）產業鏈，而將產業鏈的中間環節轉移到周邊成本更低的國家。

　　第三，建立“碳匯造林補償基金”，充分發揮人工造林的碳匯功能。森林是重要的碳匯，通過建立“碳匯造林補償基金”，將人們的消費行為與造林面積捆綁在一起：即按消費行為計算排放量→按排放量計算造林面積→按造林面積計算補償金額。把增加林業碳匯與工業減排放到同等重要位置上。

　　第四，提高水電和核電比重，降低火電比重。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和構成，煤炭占能源的比例達70％，60％的碳排放是因為運煤產生的。與火力發電相比，核電是清潔、環保型能源。與核電相比，水力發電是一種較為安全的清潔能源。水電沒有核輻射危險，與煤電相比，每一千瓦時的水電電量大約可以減少原煤用量500克和二氧化碳排放量1100克。

　　第五，構筑“以鐵路為骨干”的環境保護型現代化交通體系。與其他交通工具相比，火車對環境的污染和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少。在我國未來的低碳經濟發展中，應大力發展鐵路運輸，構筑以鐵路為骨干的環境保護型的現代化交通體系。

　　第六，重點控制大型超市和交通工具的碳排放量。少建大型超市，鼓勵就近購物；盡量減少公差和國際間飛行。

　　第七，盡快建立“碳足跡”標示制度，引導“斤斤計碳”的消費方式。在超市商品上明確標示“碳足跡”（貼碳排放標簽），是發達國家最廣泛的標示制度。中國應該盡快建立“碳足跡”標示制度，并將“碳足跡”作為科普知識進行推廣，以此在全社會倡導“合理物質消費”，反對“攀比奢華”的生活方式。

來源：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