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荒再次襲擊長三角,這一次來得比以往更加猛烈。那么,是什么導致電荒的再次發生?在煤電這條利益鏈條中,各利益集團充當著怎樣的角色?帶著這些疑問,本報記者兵分多路,以長三角為樣本,從上游的電煤環節、中游發電環節,一直到下游的網絡運營環節、電力用戶,沿著這條煤電食物鏈,全景展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激烈博弈。
長三角巨大的煤炭缺口(見本報7月7日頭版頭條《山西紅色預警長三角缺煤3.6億噸》),成就了黃先生的電煤生意。
“最近生意特別好,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都是現金交易。”黃先生透露,他的煤主要來自澳大利亞,大部分銷往長三角電廠。
黃還在網絡上搞起兜售電煤的廣告來。“效果很好,好幾家電廠都找我,很著急的樣子。”他告訴本報記者。
黃的好運顯然得益于長三角電廠日益缺煤的大背景,遍布長三角的大小電廠正在到處尋找電煤,而長三角這些電廠基本屬于華能、大唐、中電投、華電、國電五大電力公司以及眾多的地方電廠。
“一些電廠甚至說可以降低些電煤的標準,只要有煤就可以。”黃先生這樣描述電廠對煤的渴望。
運力之困
無論是國家計劃還是自行解決的電煤,都以山西煤為主,“山西煤占50%左右,其次是安徽煤,大概1/4,而澳大利亞等其它地方煤約1/4。”黃先生說。除外,內蒙古、陜西、河北、河南和山東等也是我國的產煤大省。
說起運輸方式,黃先生透露:“開始時我做山西煤,拿不到(火車)車皮,所以后來我改做澳大利亞煤,就走海運了。”
事實上,當前車皮這種稀缺資源讓很多人對其喪失信心,進而放棄選擇鐵路。“山西煤通行證很難拿,運力又比較緊張,而且即使拿到了車皮,中途煤往往被偷很多。”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煤販子對本報記者表示。
而運費則成為很多煤商放棄鐵路運輸的另外一個原因,該煤販子說:“同等距離,鐵路運費大概是水運費用的6倍多。”
所以,無論是煤販子還是電廠,訂購的煤基本都選擇了水路。
這也得到了劉先生的認同。劉先生主要從秦皇島港將煤運到上海賣給發電廠。“我的煤基本都是山西、河北等地區的,能走水路就走水路,運費便宜,運輸量大。”
對于長三角發電廠而言,有一部分從山西等北方南運到長三角的煤從鐵路走,然后通過南京港的專線,將北方運來的煤炭運至南京港煤炭碼頭,轉水運至華東各個地區。
“不過不是很多,長三角這邊的電廠基本都建立在江邊和海邊,更多的是走海運。”位于上海的一家某上市公司下屬電廠一位工作人員這樣描述,“上海的電廠都是下水廠,基本都是從秦皇島港走海運轉運至上海。”
而按照上海市“十一五”能源規劃,上海煤炭存儲設施主要與燃煤電廠布局相結合,黃浦江沿岸的煤炭碼頭和堆場轉移到長江口和杭州灣沿岸。
水路運輸其中一種方式是沿海運輸,煤炭由秦皇島等北方煤港裝船,經海運至寧波或上海等港口卸下,再轉水、轉陸運輸至長三角其它地區。
劉先生的運輸方式就是這種。“我每月能供應10萬噸煤給各地電廠,若是跑火車肯定跑不到這個量,而且價格會比海運高。”
除了沿海運輸外,通過內河運輸成為另外一種選擇,以江蘇為例,江蘇省所需煤炭的60%通過水路運輸。
京杭運河是長三角內河運輸中一個主要的渠道,尤其這幾年由于京杭大運河得以大規模疏浚,每年承擔了7000萬噸的煤炭供應華東地區,占到全國內河煤炭運量的2/3。
通過京杭大運河運輸的煤炭一部分在徐州港卸下,經徐州港中轉輸送到蘇北等地。《徐州市航道網規劃》如是寫著:預計2010年、2015年、2020年徐州市航道煤炭的運量分別為7330萬噸、8680萬噸、9200萬噸,占總量的比重分別為72.9%、69.2%、64.4%。煤炭的主流向依然是由北向南,將徐州礦區和來自
山東、山西、陜西、安徽等地煤炭水運至蘇中、蘇南和滬、浙地區。
另外一部分來自山東西南地區的煤則通過京杭大運河,在江蘇省境內的鎮江港卸下,然后中轉至蘇、浙、滬三地;還有一部分則繼續南行,之后在杭州港卸下,轉運至杭嘉湖地區。
也有一部分是海洋和內河聯運,先通過海運,再進行京杭大運河進行運輸。杭州半山電廠一位煤炭采購人士電話里這樣告訴本報記者:“我們廠很多煤是從上海港口通過運河運到廠的。”
作為上海煤的來源之一,安徽的煤則通過淮河上的淮南、蚌埠,直達洪澤湖,再順大運河南下,從揚州入長江,轉運至長三角南下。
事實上,淮河已經成為安徽北部煤礦向長三角輸送電煤的一個主要通道之一。
“礦區在淮河邊建有四座專用煤碼頭,年吞吐量500萬噸以上,經洪澤湖和京杭大運河,直達江、浙、滬等地。”國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介紹其公司優勢時這樣說。
而來自澳大利亞的煤則直接從澳洲港口運抵上海港或周邊南通港、寧波港等。“澳大利亞的出廠價比山西的要便宜,而即使加上海運費,仍然比山西煤便宜,因為每次船運量很大,差不多是20次火車的貨量。”黃先生如是說。
不過,現在,隨著油價的上漲,走水路運煤的成本也日益提高。“這又是新問題,但不得不去面對。”黃先生表示。
尋煤的背后
資料顯示,目前上海電力裝機容量460萬千瓦,浙江則為3900萬千瓦,江蘇則為5600萬千瓦。
在上海地區主要的電廠包括上海外高橋電廠、上海石洞口電廠、上海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吳涇熱電廠、上海漕涇電廠。
浙江則有最大的四家電廠:北侖電廠、嘉興電廠、寧海國華電廠、臺州發電廠。它們都是超過200萬千瓦級的大電廠。
而江蘇的主要電廠則較多,比較大型的電廠包括江蘇利港發電廠、江蘇太倉電廠、揚州二電廠、華能南通電廠、華能南京電廠、江蘇沙洲電廠、江蘇徐州電廠等等。
眾多的電廠存在加劇了對煤炭的需求,而為了在奧運期間能夠保電,更是加強了庫存,“我們廠就要求保存20天庫存以度過夏天高峰期。”華能電廠一位工作人員對本報記者表示。
按照行業慣例和經驗,對于發電企業而言,一般計劃內煤和計劃外煤各占50%的比例,但事實上,計劃內用煤能實現年初合同預定目標幾無可能。“所以我們現在是一船煤定一次合同,交貨就當場給他們現金,以前可不是這樣。”該工作人員說。
在這種背景下,發電企業瘋狂地在北方等產煤區找煤,甚至找煤販子介紹煤販子送煤,通過上述電廠工作人員的介紹,記者聯系上了為他們提供煤炭的煤販子。
“現在拿煤很難,因為山西那邊小煤窯很多都被關了,所以很難拿到煤。”這名煤販子說。
“
山西的煤要比安徽煤貴很多,現在山西到上海的煤一噸要800多,而安徽的大概650多,但安徽的煤質量差,不過現在有些電廠都用安徽的煤。”他毫不掩飾地表示。
即使這樣,發電廠仍然處于虧損狀態。“我們開玩笑地說,把一年的工資捐給公司買煤用。”上述發電廠的工作人員這樣對本報記者說。而現實中,他所在的公司剛剛減了他們5%的工資和10%的效益收入。“因為發電基本虧損,煤太貴。”
“現在我們僅煤的成本一度電就是2.6角,加上人力、機械、辦公等成本差不多是3.5角,而賣給電網是3.6角一度電。煤價正在瘋漲,不要過多久估計就沒得賺了。”他說,“現在發電就等于在吃公司的利潤老本,要知道我們是上市公司,要對股民負責啊。”“希望國家能支持我們,最起碼要保證我們的計劃內用煤吧。”他說。
與此同時,這家發電廠還準備使用國外的煤。
“像我從澳大利亞運過來的電煤硬度偏高,水分大,但還是很受長三角這邊電廠的歡迎。”黃先生說。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