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著天藍色工裝，頭戴白色安全帽，微胖身材，闊臉、濃眉、大眼，笑聲爽朗……這是兗礦集團副總經理、未來能源總經理孫啟文博士給人的外在印象。與他交談后，記者發現他內心細膩，思路清晰，思維敏捷，特別是對中國煤化工現狀有著真知灼見。

　　金秋十月，在未來能源100萬噸煤制油項目施工現場，記者有幸和他進行一次長談，聆聽了他對中國煤化工現狀的分析。

　　煤制氣賺錢難

　　“煤化工現在有三個大的東西，煤制油、煤制氣和煤制烯烴。”他看起來頗為輕松，“這三類項目工業過程算下來，可能效益最好的還是煤制油。這是有共識的。”

　　“榆林當地上的比較多。”他手拿鉛筆指點著窗外說，“南邊那個已經投產了，延長又搞了一個，靖邊也搞了一個，包括神華的和一些在建的項目，烯烴的產量是非常大的，下步賺不賺錢不知道。”

　　“煤制氣是怎么算都不賺錢。”他話鋒一轉轉到了“煤制氣”，“那國家為什么還批了這么多項目？主要考慮霧霾問題。”

　　“目前國內氣體價格較貴，氣體運輸還要管道網絡，每立方米至少要交六毛錢的管道費，這樣看煤制氣幾乎是沒有經濟效益的。”他冷靜的說，“美國的大平原煤制氣項目就是這樣的。”

　　目前，國內在建和擬建的67個煤制天然氣（即煤制甲烷）項目，基本上都是參照美國大平原工廠的工藝。國內討論美國大平原煤制氣項目時，常常把它當做成功的經驗，認為它不但能夠生產清潔能源，而且還能獲取商業利益。

　　但國際著名能源與環境政策專家——美國杜克大學楊啟仁博士認為，美國那時候天然氣走私價格一路上升，所以他們要開這樣的工廠。但大平原煤制氣在1984年開始運轉的前十年間虧損13億美元，在失去政府援助后于1985年8月宣布破產。8月11日，在綠色和平主辦的“美國煤制氣產業發展經驗對中國的借鑒意義”新聞發布會上，他嚴肅地指出：“投資什么也比投資煤制氣好！再也找不到比這還要糟糕的投資了！”

　　“現在效益最好的是煤制油。”孫啟文說，“烯烴每噸可能還賺800元到1000元，相當于煤制油一噸能賺500元。但是煤制油一噸不止這么多，做好的話還會有1500左右的利潤空間。”

　　甲醇的出路在精細化工

　　針對當前國內煤化工產業發展過剩的說法，孫啟文表示：煤化工過剩是甲醇過剩。

　　“我們國家目前有4000萬噸的甲醇生產能力，其實有2000萬噸就夠了。”他說，“甲醇找不到出路，只有找煤制烯烴了。”他解釋，煤制烯烴實際上是煤生產甲醇，再用甲醇來生產烯烴，“這部分生產消耗了一部分甲醇，但還有大量的甲醇是消化不了的。”

　　甲醇汽油曾一段時間眾說紛紜，爭論不休。他表示，相對于汽油來說，甲醇的低熱值、腐蝕性、容積大等特點，使得它進入汽車行業非常難。“汽車發動機大都是國外生產，他們會為我們的甲醇改變發動機嗎？”他反問道，“甲醇的根本出路在于精細化工。”

　　甲醇市場價格在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處于較高位，之后國外甲醇大量低價向我國出口，使國內甲醇市場價格急跌，導致市場價格長期與生產成本倒掛，行業虧損嚴重。

　　“烯烴馬上就要飽和，一旦飽和價錢就要往下跌，還像當初的甲醇一樣。”孫啟文有些擔心，“烯烴現在有1000多元盈利空間，一跌之后就跌沒了。”他解釋說，生產烯烴成本很高，三噸甲醇生產1噸烯烴，1噸甲醇用煤1.6噸、耗水近1噸，“煤制油呢？3噸多煤、9噸多水就出1噸油，我們的成本相對較低。”

　　資料顯示，我國已經進入開工建設或前期工作的煤（甲醇）制烯烴項目超過50個，預計2020年將形成1500萬噸/年煤制烯烴產品。據中化新網資訊統計，截至2014年8月份，中國已經投入運行7個煤（甲醇）制烯烴裝置，總產能446萬噸/年，本年度新增甲醇制烯烴項目一個，為陜西延長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的年產60萬噸煤（甲醇）制烯烴項目，預計到2014年底，國內煤制烯烴產能將達到609萬噸。

　　2000萬噸烯烴消耗6000萬噸甲醇，到2015年，國內甲醇產量控制在5000萬噸。這預示甲醇的春天將要到來，甲醇的春天會不會是烯烴的“冬季”？

　　煤化工進入門檻很高

　　孫啟文博士之前是南非薩索爾公司首席工程師，2002年底加盟兗礦。他很快建起一支高素質研發團隊，并親自主持高效費托合成催化劑的研制和應用、費托合成反應器與工藝流程的設計優化和分離技術等煤間接液化關鍵技術研發，申請專利47項，獲得專利授權34項，承擔國家863計劃課題5項、國家973計劃課題2項，取得國家級科技成果9項，技術水平國際領先。

　　對于中國的煤化工發展，他認識清晰而冷靜。

　　“煤化工這個行業炒得非常熱，炒了這么多項目真正落地的很少。”他一語中的地說，煤化工的發展實際上挺順利，目前甲醇過量現象逐步得到控制，煤制氣項目本來有13個，但“十二五”期間建起來的不過兩三個，也不存在過剩問題，可能只是效益有點問題。煤制油項目“十二五”期間能建成的只有兗礦一個，而且是示范項目。

　　他解釋煤化工“炒”得過熱的原因，一是企業要獲取資源，必須遵循當地政府“就地轉化”政策，煤化工是簡潔快捷的項目，而且是“很大”的項目，企業要“炒”；二是地方政府需要拉動地方經濟，需要大項目，也需要“炒”。

　　“盡管媒體上討論得比較熱，但是實際上產業的發展到現在為止，并沒有出現一個大的、過熱的或者是需要控制的趨勢。”他說，“因為真正進入這個行業需要跨越資金問題、技術問題、人才問題等等一系列高門檻。”

　　他認為，管理煤化工企業相對于煤炭企業要復雜得多，即便是同一條技術路徑，明白人的設計和管理與不明白人的設計和管理完全不同。再就是資金的問題，煤化工項目投資動輒上百億元，一般企業承受不了。

　　“所以不用擔心民營企業在這個領域有什么大的作為。”他微笑著說，“國有企業也就神華、兗礦、潞安那么幾家。兗礦示范得差不多時他們才介入。示范得越成功，他們介入的難度越大。”

　　“若有的企業來兗礦引進整套間接煤制油技術，兗礦賣不賣？”記者問到。

　　“賣的！”孫啟文沒有絲毫猶豫，“合作的方式有多種，技術許可是一種。技術研發需要投入，也很值錢，不能把投入沉沒掉；再就是合資鏈上的合作，可以邀請一些專業化公司來建；再就是產品合作。這么一個有特點的優質產品，如果跟煉油企業、甚至是經典企業合作，會進一步提升優質企業，甚至加工成另外的其他產品。”

　　煤制油需政策支持

　　孫啟文加盟兗礦有許多版本的傳說，其中一個“傳說”是他身價20億美元。“我哪有那么值錢？當時是引進薩索爾間接液化技術需要20億美元。”孫啟文笑了，“但這不是問題所在，關鍵是國內體制不適合薩索爾公司在中國發展。”

　　他解釋說，薩索爾在研制煤制油時，享受國家保護政策，當石油價格低于一定值時，國家給予補貼以保證其盈利。“就是這一點和中國政府談不下來，在南非享受的政策在中國享受不到，所以最終沒有進入國內。”他說，“按照現在的油價、煤價以及國家稅收政策，我們還能支撐，但如果油價發生大的變化，我們也會出現問題。”

　　他認為，煤制油事關國家能源安全，將是未來中國煤化工發展方向之一，國家規劃近期將實現年產5000萬噸煤制油規模。煤制油項目屬于“資金、技術、人才”三高密集型企業，國家應該在稅收方面給予一定優惠。“我們不要求免稅，只要求減免一部分。”他強調，“畢竟煤制油是從煤里而不是從油里出來的。國家對油的一系列傾斜政策，我們一律享受不到。”他說，這個減免油品使用稅的建議幾年前已經通過財政部提交到國務院，但因人事變動而被束之高閣。

　　油品銷售，也是讓他感到“郁悶”的一件事。他說，現在油品銷售必須走“三桶油”網絡，每噸需要500元買“路條”，“采油公司也要把油品賣給他們，每噸也要被訛500元。”他說，“這種壟斷是國家政策問題，把這個政策障礙去掉之后能保證我們盈利。這個障礙國家真的應該去掉，否則形成‘三桶油’的壟斷，大家受壟斷的害太多了。”

　　環境問題也是他比較擔憂的問題。他說，榆林地區煤化工項目投資超過200億的有十幾個，目前開工建設的七個項目都在榆橫工業園。盡管榆林市政府和相關部門對環境監督高度重視，認真執法，但是到項目集中投產時，肯定會給環境帶來一定影響。“一是政府加強監管，二是要提高國家強制性的環境保護、排放標準。”他說，“就是說，每一個項目建設都必須達標！”

    來源：中國煤炭報